“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此句充分彰显了孟子对孔子的推崇与敬仰之情。即便是与孔子弟子相比，孟子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也不遑多让。根据黄怀信的统计，《孟子》一书引孔子语22次，其中8处可与《论语》对阅。（参见黄怀信：《〈孟子〉误解孔子语四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无怪乎后人多以孔孟并称，可见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与后世经学家相比，孟子距离孔子所处时代更近，通过孟子的眼睛，我们会看到一个充满了仁爱智慧、德性光辉的孔子形象。
一
在孟子看来，孔子首先是一位圣人，而且还是圣之集大成者。这在《孟子·万章下》有着比较集中的论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从孟子这段带有总结性的言论来看，与伯夷（节操高洁）、伊尹（有为进取）和柳下惠（与人同光）这些在某一方面达到极致的圣人相比，孔子汇集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优点与长处，是随时处中、与时偕行的集大成之圣人。不仅如此，《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如此可知，孔子是进退有据、经中含权的圣人，这样的圣人无可无不可，深受孟子的推崇。这也与孔子对君子的理解相一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对于孔子而言，君子做事不会拘泥于远近亲疏和人情厚薄，一切以是否合宜为依据。受孔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孟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对孔子“义”的处事原则与价值依据明确表达了高度认同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孟子又对孔子的思想主张进行了阐发。孟子认为，在恪守仁义准则的前提下，超脱僵化繁缛的礼节规范，以便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情形，这比为守信而守信、为兑现诺言而一味行之的盲动行为，更值得肯定与提倡。
正是基于对孔子处世准则与思想主张的认同与推崇，孟子对孔子的评价非常高，甚至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孟子一方面认为孔子也是人，是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必然诞生的先觉者；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强调，孔子的品德超出了同类，远非一般人可比，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或许是受孟子此种思想立场的影响，后世才出现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对孔子极高的评价。
二
孟子是最早确认孔子“作《春秋》”的儒者，同时他还高度肯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功绩与影响。一提到鲁国的国史《春秋》，人们常常就会想到它的作者是孔子，这当然离不开孟子对于此事言之凿凿的确认与论述。从《春秋》的文本来看，其用语简练，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述往往只是寥寥数语，但对历史事件中相关人物及其行为又多有褒贬，这就是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春秋笔法”。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寄托着孔子的心血、智慧和情怀，于微言中彰显着大义，它能够位列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与人们对于其作者的认同感密切相关。
孟子在详述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的功绩后，又对孔子的行迹进行了评述：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有鉴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的政治现实，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举动深以为然，认为这是孔子在对天下政治乱象进行褒贬、评判。当然，作为“士”的孔子，对历史人物原本是没有进行评判、加以褒贬的权力的，这原应属于天子的职权。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由于礼崩乐坏、诸侯势力崛起，天子威权逐渐式微，常常处于被霸主裹挟的窘境。在这种历史情形下，天子既无威望，也无心继续独揽对于天下诸种乱象加以评判的权力。对此，孟子评论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身处战国中前期的孟子，对这种政治格局了然于胸，是故他对天子不再抱有政治幻想，反而对愤然作《春秋》的孔子给予了同情性理解以及极高的评价。正是因为孔子成《春秋》，所以才会形成乱臣贼子惧的局面。对面临周礼体系日渐瓦解的战国贵族而言，这能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与约束。在欲望横流、人心浮动的乱世，当外在的制度规范无法为侯王们的政治行为划定有效边界时，孔子寓褒贬于春秋笔法的作法便变得尤为可贵。正是因为此，孟子才褒扬孔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并将孔子视作圣人。接续孟子立场的是汉代的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他对《春秋》也非常推崇，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三
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并以学孔子为终生所愿。从两者的生卒时间看，孟子并未得见孔子，但这并不妨碍孟子对孔子的崇敬。孟子不无遗憾又坚定地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字里行间透露出孟子对孔子道德学问的敬佩之情，进而明确表达其思想理论的确立，离不开孔子的深切影响，是故他才以孔子传人自居。
不仅如此，孟子在阐述自己心志时还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自认实非好辩之人，之所以要辟杨墨，乃在于欲正人心，维护儒家立场，承接大禹、周公与孔子之志业。在他眼中，这三位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而殚精竭虑的圣人，无论是大禹的抑洪水，还是周公的兼夷狄、驱猛兽，抑或孔子的作《春秋》，从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社会效验来看，三者可以相提并论，是故孟子称他们为“三圣”。心存王道理想的孟子对于“三圣”的功绩自是仰慕不已，并认为自己“言距杨墨”的辩论行为也应可以与“三圣”的功绩相比肩，因为这同样是关涉历史发展的大事。如此一来，孟子便将自己视为圣人传人，进而以接续“三圣”志业为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孟子·公孙丑下》篇有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既表现出了孟子对圣人治世的期待，也反映了孟子的历史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是“一治一乱”。当乱世来临时，就会有圣人出现，力挽狂澜，带领天下民众走向治世。这就意味着，孟子将自己所处的战国时期也视为乱世，所以他欲效法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禹、周公和孔子这样的圣人来救世。不仅如此，孔子作《春秋》褒贬历史人物的作法，也深深影响和启发了孟子，使得他发展出以对话、辩论的方式，“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发扬孔子之道，维护儒家仁义立场。可以说，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维护儒家立场的作法，确实有守卫正道的意味。唐韩愈于《原道》构建儒家传承谱系时，将孟子列于孔子之后便成为很自然之事。
四
服膺孔子道德人格的孟子，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深化了孔子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学说。孔子重伦理、厚亲情，喜言仁爱，推崇周代礼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的这种政治立场与思想主张对孟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孔子更为关注如何损益周礼以挽救世道人心。他的具体做法是将仁爱精神注入旧礼当中，以改变周礼已然僵化、繁缛化与虚伪化的局面，从而将人们从注重外在仪轨重新回落到对人心和人真情实感的关注当中去。受孔子这种思维理路的启发，孟子在建构自己的学说理论时，一方面，他更为关注人的本质，试图超越对外在世界的经验性描述，将人存在的价值及合理性置于内在心性的根基上，从而确立起了人的价值之源——道德本心；另一方面，他对孔子的道德人格深为服膺，在对孔子仁爱主张极为肯定的基础上，继承了其关注人伦秩序、博施济众的人文情怀，并从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的层面进行了落实。
孟子强调王道仁政，认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民众是君王和国家存在的基石，所以要以“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的种种制度设计来保障民众的养生和丧死得以落实。基于此种制度设计，孟子认为，只要君王照着做，就可以实现王天下的政治目标：“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同时，为了确保政治制度设计的顺利实施，孟子对于如何进行心性修养也作了相应探讨，并以此作为政治行为的内在根基。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与政治行为中要时时观照和扩充自己的“四端之心”，察识培固心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至于如何扩充、培固和挺立起自己的道德本心，孟子认为要做到：求放心、养气、寡欲、先立乎其大、尽心等。唯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性，充分完善人存在的最大价值及合理性，并最终成就王者安定天下的大业。
综上来看，孔子是孟子建构政治理论、成就道德人格的示范者与领路人。孟子对孔子的服膺，让他沿着孔子所开辟的儒家思想道路坚定地前行下去，并最终与孔子一起成为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所铭记和感念的儒家圣贤。
作者：王晓洁，哲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出版独著《章太炎<齐物论释>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中国哲学史》《现代哲学》《浙江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章太炎《齐物论释》哲学思想与济世理想研究”。
原载：《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