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德》《尊德义》《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在文本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的著作。而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但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的思想。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其实都在较大程度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重新进行解释和构造。
关键词：郭店简；孔子；《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
文献问题是理解有关文本及其思想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简是近三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批战国出土文献。在研究郭店简的过程中，学者发表了众多观点和意见，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有些问题，人们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此前，学者或认为郭店儒家竹书是孔孟之间（不包括孔子和孟子）的著作，或认为是《子思子》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这两个意见未必正确。因此郭店儒家竹书的文献本身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重新检讨的问题。
一、学派性质与作者问题
（一）几种看法
郭店儒家简一共包括十三篇种，它们是《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关于《语丛》四篇，郭店简的原整理者只作了一个比较笼统的判断，云：“其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相似。”【1】现在看来，《语丛》前三篇无疑属于儒家性质，它们都由格言式的语句组成，应当出自此前比较重要的儒家典籍。《语丛四》由多段文字组成，与《语丛》前三篇的内容并不类似。笔者曾认为《语丛四》属于“权谋纵横游士的作品或言论集结”，【2】李零题名为《说之道》，并认为属于道家阴谋派的著作。【3】李氏看法，与笔者意见相近。简言之，《语丛四》不属于儒家著作。
另外，关于《唐虞之道》的思想性质，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教授曾有一个很巧妙的说法，认为它具有“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的特性。【4】这表明，戴教授一方面承认《唐虞之道》属于儒家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她认为此篇竹书掺杂了比较浓重的杨墨成分。戴氏之所以得出此一看法，似乎受到了顾颉刚观点的影响。【5】不过，从汉语学界来看，她的这一看法基本上没有得到汉语学界的回应。
笔者认为，构成早期儒家思想的成分比较复杂，人们很容易受到简单化的“儒家”标准如孔子、孟子、荀子，及受到后起之“家”（学派）概念的影响，于是在阅读、理解和解释一份古典文本时很容易按照既有标准来作出思想分析和学派判断。而这种分析和判断有可能符合实际，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被误导的，而未必正确。笔者认为，《唐虞之道》应当被判断为儒家著作，但它里面是否流动着杨墨的血液，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与此相应，李学勤先生曾一度怀疑《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的学派性质。他说：“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哙禅位其相子之（公元前316年）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容当别论。”【6】很难说，李先生的推测是对的。
“忠信”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共同推崇的美德，这可以参见《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书。“禅让”是孔子、孟子都宣讲的儒学大义，这可以参见《论语·尧曰》《孟子·万章上》两篇。另外，上博《子羔》《容成氏》《虞夏殷周之治》《举治王天下》四篇竹书也都谈论了禅让问题。实际上，李先生很快放弃了上述观点，随后他认为郭店儒家竹书都属于《子思子》。
在郭店竹书的文献问题上，庞朴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影响巨大，最值得注意。庞朴先生曾给郭店儒家竹书定位，认为它们是思孟学派的著作，其出土，“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所曾经缺失的一环”。【7】而所谓“孔孟之间”，据庞先生之意，不包括孔子和孟子两人在内。这即是说，在庞先生看来，郭店儒家竹书介于孔子和孟子之间，但它们既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的著作，而是联系孔孟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庞先生的这个判断在当时代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大家予以默认。从当时的学术风气和观念来看，人们感到庞先生的意见很合理，而很难设想郭店简中会存在孔子本人的著作。现在看来，郭店简的发现及其出版本身即是现当代中国学术风气和学术观念改变的一个重要事件和重要环节：在此之前，疑古主义占据中国古典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自在此之后，疑古主义遭到持续的学术反思和批判而迅速式微，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大抵瓦解和抛弃。【8】
笔者当初和绝大多数学者一样，接受了庞先生所谓“孔孟之间”的判断。实际上，连倡导“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先生也暗中认可此一看法。从当时情况来看，庞先生的此一意见显得如此合情合理，以至于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庞先生意见存在武断的可能。现在看来，郭店儒家竹书是否存在孔子本人或者春秋晚期的著作，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有待于再作探讨和回答。
与庞朴先生同时，李学勤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影响颇大的观点，他认为全部郭店儒家竹简都属于《子思子》的一部分。他先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缁衣》《五行》《鲁穆公》和别的子思一系的作品，称为《子思子》是恰当的。”【9】随后他认为：“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连，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10】其所说“这些儒书”，具体指《缁衣》《五行》《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诸篇。进而他认为：“郭店简的出现，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简的主要内容，属于道家的是《老子》，属于儒家的我认为是《子思子》。”【11】
在李先生第一说的基础上，姜广辉作了推广，他认为：“综上文所论，《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原题《成之闻之》前半部）《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所作。”【12】姜说与李学勤所谓《子思子》说相同。
《缁衣》《五行》属于孔子之孙子思子的著作，这已成为学界共识。《缁衣》属于《子思子》之一篇，沈约曾有说，参见《隋书·音乐志上》。此篇竹书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行》属于子思子著作，可以《荀子·非十二子》篇为根据。从思想的关联性来看，《五行》是孟子思想的重要来源，孟子在吸收《五行》思想，特别是其四行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发了人性善的主张。另外，《五行》亦见于长沙马王堆帛书，只不过帛书《五行》由“经”“说”两个部分组成。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也比较可能属于《子思子》著作。前者直接以子思子为叙述中心，因此推断其为子思子后学著作而被收入《子思子》一书中，这是比较合理的。《穷达以时》篇与《鲁穆公问子思》篇同简制，书迹出于同一手。从内容看，它完全符合子思子的价值观和思想性格，故此篇竹书收入《子思子》，也是可能的。不过，正如廖名春所说，《穷达以时》篇也可能属于孔子本人著作。至于其他郭店儒家竹书，是否必定为《子思子》或子思子著作，这是一个值得审慎对待和讨论的问题。
（二）提出观点
近年来，藏在笔者心中的一个看法日渐明朗起来，即郭店简《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性自命出》如果不是孔子本人著作，那么也是其弟子著作。而即使是其弟子著作，《性自命出》在理论上最基础的部分也应当出自孔子，反映了孔子本人的思想。而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对于这批儒家竹书将获得崭新的认识，即郭店儒家竹书主要是由孔子及其孙子思子的著作组成的，既是孔氏家学，又是整个先秦儒学的基础。而由此，我们对于孔子本人思想的认识将获得重大突破，可以依据郭店儒家竹书还原、重构和改写孔子思想。
郭店简当初引起国内学界及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首先凭借了《老子》简。可以预见，如果当初人们知道其中存在孔子本人著作，那么郭店简引发的关注将会更为广大，有此人会因此感到更加兴奋。一方面，庞朴先生的“孔孟之间”说和李学勤先生的“《子思子》”说，在当时状态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现在看来，另一方面庞、李二氏的看法又实际上严重低估了郭店简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并妨碍了更激进但也许更正确观点的提出和传播。
《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是孔子本人著作，其支持证据相当坚实和丰富。笔者认为，《性自命出》不论其是否为孔子本人著作，其理论上最富创造性的部分其实来自孔子，是对孔子思想的反映和转述。《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或者是子思子本人著作，还者是其弟子著作，它们都主要反映了子思子的思想。《语丛》前三篇是格言式语句的抄录和汇集，它们很可能主要来自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家典籍，其中不乏孔子和子思子的书篇。由此看来，《语丛》前三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和子思子两人的思想。
当然，笔者提出《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以及《性自命出》是孔子或其弟子著作的观点，或许会部分学者甚至众多学者感到相当震惊。但学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一先觉觉后觉，二给出充分的证据和论证，三进行恰当的分析和解释。职此之故，笔者在下文将就如上观点作出较为详细的论证。
二、《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是孔子本人著作
早在1988年，廖名春提出了一个颇富个性的观点，他认为郭店儒家竹书可分为三类，他说：“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13】
廖名春大概是第一位正式提出郭店简存在孔子本人著作的学者。他认为《穷达以时》《尊德义》是孔子著作，在笔者看来，这个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唐虞之道》的一个基础思想与《穷达以时》相同，故《唐虞之道》也可能为孔子本人著作。不过，廖氏认为《成之闻之》《六德》是孔子弟子县成之作，这是不对的。因为他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一个文本释读错误之上，而这个错误即是“成之闻之”的命名问题。
这篇竹书被命名为“成之闻之”，其实是不对的。就原简文来看，“成之”二字与“闻之”二字不在同一语句中，且“成”字当读为“诚”。竹书原文其实作“是以君子贵成（诚）之”和“闻之曰”两句。由此可见，“成之”既非人名，也非“闻之”的主语，因此“成之”无缘指孔子的弟子县成。【14】《忠信之道》是否为子张之作，这也很难说，因为“忠信”不是只有子张氏才肯定的美德。《性自命出》是否必定为子游之作，现在看来，也很成问题。
（一）《尊德义》是孔子本人著作
大约与廖名春同时，陈来先生也认为郭店儒家竹书可能存在孔子本人著作。他先是怀疑这批竹简中应当有孔子的东西或者孔子本人的著作。【15】后来，他具体指明：“《尊德义》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能就是孔子本人的论述，而由弟子传述下来。”【16】再后来，他更加明确地指出：“郭店竹简的简文发布后，学者多注目于‘孔孟之间’，这是合理的，也是自然的。但我也想指出，竹简带给我们的课题和可能性，虽以孔孟之间为主，但也包括对孔子本人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这一点也不应忽视。”【17】
又说：“竹简儒书中的上述话，在今传典籍中作孔子曰或子曰，但在竹简中除《缁衣》外，都并未说明是引自孔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尊德义》，短短一篇竟有三处见于《论语》《缁衣》《孟子》中的孔子语，实在令人玩味。如果能确定竹简中的个别篇是作为孔子本人的思想传述的，那么有关孔子研究的思想资料就扩大了。”【18】
从这两段引文来看，陈来虽然未能彻底摆脱庞朴所谓郭店儒家简介于“孔孟之间”的说法，但是对其有所批评和纠正，他认为郭店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孔子思想，同时认为个别篇目（如《尊德义》）可能是孔子本人著作，这是颇富建设性的。
笔者认为，《尊德义》是孔子本人著作【19】，并于近年发表了《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一文，提供了大量证据，这一点已经变得确凿无疑。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六德》《成之闻之》两篇也很可能是孔子本人著作；而与此三篇佚书同简制的《性自命出》篇，或者是孔子本人著作，或者是其弟子著作。
《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笔者做过充分论证，现摘要如下：
竹书《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本文为此作出了文献的直接证明、文献的间接证明和思想一致性的证明。其中，第一种证明最为关键。本文收集了十条与《尊德义》文字相应且表明了“子曰”“孔子曰”的文献证据，这些证据的效力从总体上看是充足的，可以支撑和证成本文的观点。第二种证明阐明了《尊德义》的写作不会晚于战国早期，且比较可能早至春秋末期。第三种证明显示《尊德义》的思想与《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存在彼此矛盾或互绌的情况。《尊德义》是目前第一篇可以被确证3为孔子本人著作的竹书，意义重大；他与同简制、同书迹且思想相互关联的另外三篇郭店竹书一起，将直接影响孔子本人著作的构成及今人对其思想的重构。【20】
上引文所说“文献的直接证明”十条证据，因其证明效力很高，材料过硬，故笔者在此引述如下：
（1）《尊德义》简21—22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这一条简文见于《论语·泰伯》所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尊德义》简28曰：“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这一条简文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又见于 《吕氏春秋·上德》篇载“孔子闻之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
（3）《尊德义》简36—37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这一条简文见于《礼记·缁衣》载“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同。又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引“孔子曰”：“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又见于清华简《治政之道》简3曰：“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恶，下亦恶之。”这是化用了孔子的话。此外，《成之闻之》简7也有相近的语句。
（4）《尊德义》简1曰：“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这一条简文见于《孝经·圣治》引“子曰”：“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又《孟子·尽心上》曰“尊德乐义”，同书《滕文公上》曰“皆所以明人伦也”，《离娄下》曰“察于人伦”，显然孟子继承了《尊德义》“尊德义，明乎民伦”这两句话。
（5）《尊德义》简6—7曰：“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也}之道也。”这一条简文见于《孔子家语·王言解》“子曰”：“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
（6）《尊德义》简23—24曰：“君民者治民复礼，天下归仁焉。”这一条简文见于《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7）《尊德义》简24曰：“为邦而不以礼，犹御之无策也。”这一条简文见于《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孔子家语·礼运》所载“孔子曰”相同。
（8）《尊德义》简29曰：“其载也无厚焉，交矣而弗知也。”这一条简文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简20“孔子曰”：“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捍也。”
（9）《尊德义》简32—34曰：“不爱不亲……不忠则不信……恭则民不怨。”这一条简文见于《礼记·缁衣》引“子曰”：“故君民者，子（慈）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此数句亦见两种楚简《缁衣》。
（10）《尊德义》简6—8曰：“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这一条简文见于《礼记·中庸》引“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21】
以上十条证据过半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尊德义》的作者即是孔子本人。反观此篇竹书，通篇没有出现一次“子曰”或“孔子曰”，与上述所引诸证据出自“子曰”或“孔子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此篇竹书很可能或只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
（二）《六德》《成之闻之》是孔子本人著作
除了同简制、同书迹这两重因素外，笔者之所以推断《六德》《成之闻之》两篇同样都属于孔子本人著作，这是基于这两篇竹书与《尊德义》具有文本及思想上的紧密关系。【22】
先看《六德》《尊德义》《成之闻之》三篇文本的关系。通过比较，可知这三篇竹书的写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具体说来，《六德》篇应当早于《尊德义》《成之闻之》两篇，而《尊德义》又当早于《成之闻之》篇。
（1）《尊德义》简1曰：“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尊德明伦”是竹书《尊德义》的基本命题，而“明乎民伦”之义即具体见于《六德》篇。“民伦”，或称“人伦”（《成之闻之》简31）。“民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尊德义》并没有具体作答或予以具体指明。从逻辑上来看，尽管“尊德明伦”具有更高的统摄性，但是它必须以《六德》篇为基础，因为此篇竹书指明了“民伦”的具体内容，具体阐明了所谓“明乎民伦”命题。据《六德》篇，“民伦”指六位或三大法。
所谓六位，指夫、妇、父、子、君、臣六者（《六德》简8）；所谓三大法，指“男女别”“父子亲”“君臣义”。据笔者的论证，六位说、三大法说的实际内容至春秋时期已经为人所共知和习知，而孔子很可能是六位说或三大法说理论的总结者和提高者。据《论语·泰伯》“齐景公问政”章及《史记·孔子世家》篇，孔子可能在三十五六岁时已经对六位说或三大法作了深入而系统的思考，故《六德》篇可能是孔子早年的著作。【23】简言之，竹书《六德》篇的写作当早于《尊德义》篇。
（2）《成之闻之》简31—32曰：“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妻之别。”这段简文认为，三大法是人伦的具体化，人伦来自于大常，而大常降自于天；而天是大常、人伦、三大法的终极根源。很显然，简文“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妻之别”即出自《六德》篇。
《六德》简33—34曰：“男女别生焉，父子亲生焉，君臣义生焉。”又，《成之闻之》简37—40曰：“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盖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康诰》曰：‘不还大戛，文王作罚，刑兹亡（无）赦。’盖此言也，言不奉大常者，文王之刑莫重焉。是故君子慎六位以巳天常。”“巳”当读为“嗣”或“翼”。【24】
“嗣”，续也，见《尔雅·释诂上》。“翼”，敬也，见《尔雅·释诂下》。这一段《成之闻之》引文与同篇简31—32的一段文字相呼应，很显然，其中的“六位”即《六德》篇所说的六位。由此可知，《成之闻之》的相关论述是建立在《六德》篇基础上的。换言之，《成之闻之》的写作只可能晚于《六德》篇。
（3）《尊德义》简8—9曰：“察者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成之闻之》简19—20曰：“故君子所复之不多，所求之不远，察反诸己而可以知人。是故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比较这两段文字，《成之闻之》“察反诸己而可以知人”一句其实是对于《尊德义》“察者出”下六句的省约表达，其目的是为了论证“是故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四句。又，《尊德义》简21—22曰：“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导）也，而不可强也。”
《成之闻之》简15—17曰：“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道（导）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比较这两段文字，它们的意思很相近，据此可知这两篇竹书的写作年代相距不远。而联系上一则证据来看，《尊德义》篇似乎早于《成之闻之》篇的写作。综合看来，《六德》篇的写作早于《尊德义》篇，而《尊德义》篇的写作又早于《成之闻之》篇。这三篇竹书在文本上彼此关联，且在思想上紧密联系，构成一个系统。
再看《六德》篇与孔子的关系。竹书《六德》篇是孔子本人著作，这一点不但可以从《六德》篇的写作早于《成之闻之》《尊德义》两篇推论出来，而且可以从其他证据来作同样的推论。
（1）《六德》简23—24曰：“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所职，而狱讼无由作也。”《六德》简35—38曰：“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狱讼蔑由亡<作>也。君子言信焉尔，言诚焉尔，故外内皆得也。其反，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昏所由作也。”《六德》简所说的思想，即直接见于《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章，是章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从理论形态来看，《六德》篇的伦理学属于位分伦理学，这篇竹书对于位分伦理学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总结和提高。结合多种证据和因素，笔者推断，孔子应当是位分伦理学在理论上的总结者和提高者；进一步，《六德》篇应当是孔子本人的著作。【25】
（2）《六德》简24—26曰：“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联言，又见于郭店简《语丛一》第36—44号简。《语丛》诸篇是对前代重要文献的语摘，由此可知《六德》篇必作于《语丛一》之前。而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关联在一起，作为教学用的基本典籍，这是孔子之所为。《庄子·天运》篇即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礼记·经解》即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两条传世文献皆可以为证。
（3）《六德》简30—31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这条简文见于《性自命出》简58—59，曰：“门内之治欲其掩也，门外之治欲其折也。”这两段简文及其文义高度近似。衡量简文，《性自命出》“欲其掩”“欲其折”的语意有所省略，当据竹书《六德》和《礼记·丧服四制》补足。据此推断，竹书《性自命出》的写作只可能晚于《六德》篇。此前，学界一般认为《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著作。
（4）《六德》简31—33曰：“仁类柔而属，义类刚而绝。仁柔而匿，义刚而简。匿之为言也，犹匿匿（慝）也，小而轸多<者>也。”这一条简文见于《五行》简37—42，曰：“不柬（简），不行；不匿，不辩（辨）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柬（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辩（辨）于道也。柬（简）之为言犹练（选）也，大而罕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慝）也，小而轸者也。柬（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此之谓也。”两相比较，竹书《五行》带有明显的解释色彩，是对于《六德》篇相关语句的解说，因此《六德》篇的写作应当早于竹书《五行》。将这些证据综合起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竹书《六德》篇是孔子本人著作的结论。
再看《成之闻之》篇与孔子的关系。竹书《成之闻之》篇同样是孔子本人的著作，这可以得到众多证据的支持。
（1）《成之闻之》简6—7曰：“是故上苟身服之，則民必有甚焉者。”这条简文与《尊德义》“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四句很相近，且后者被《礼记·缁衣》记为“子曰”，被《孟子·滕文公上》记为“孔子曰”。《礼记·缁衣》引“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孟子·滕文公上》载“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2）《成之闻之》简17—19曰：“富而分贱，则民欲其富之大也；贵而能让，则民欲其贵之上也。反此道也，民必因此重也以复之，可不慎乎？”《说苑·杂言》载“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很明显，两段引文的意思相近。
（3）《成之闻之》简20曰：“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说苑·政理》载“孔子曰”：“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这段话又见于《孔子家语·贤君》载“孔子曰”。所引《说苑》《孔子家语》文字与《成之闻之》简文前两句的意思相近。
（4）《成之闻之》简曰：“是故君子簟席之上，让而援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所宅（度）不远矣。”与这段简文相近的文句即见于《礼记·坊记》所载“子云”：“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
（5）《成之闻之》简24曰：“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这段简文与《六德》简36—37曰“君子言信焉尔，言诚焉尔，故外内皆得也”的意思很相近。同时，我们看到，《成之闻之》所谓“形于中，发于色”的诚信工夫，在竹书《五行》和《孟子》中得到推阐。
（6）《成之闻之》简26—28曰：“圣人之眚（性）与中人之眚（性），其生而未有非（分）之，节于而（能）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择数以多也；及其博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猷与禅之。此以民皆有眚（性），而圣人不可慕也。”这段话与《论语·阳货》载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自命出》所谓“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及与《孟子·离娄下》《尽心上》的“几希”说相近。【26】综合如上几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竹书《成之闻之》篇是孔子本人著作。
三、《性自命出》与孔子的关系
《性自命出》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儒家佚籍，甫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这篇竹书围绕天、命、性、心、情、道、教等基本概念及相关命题展开，涉及儒家思想的最基本层面和最基本结构，所以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众多。不过，关于这篇竹书的作者，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廖名春等人认为《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27】
陈来先认为《性自命出》可能与子游、公孙尼子、子思子有关，并说“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性自命出》这一篇是属于《公孙尼子》”；【28】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它更可能“属于子游氏之儒的作品”。【29】总之，主流意见认为《性自命出》的作者是孔子弟子子游，而其根据是《性自命出》有一段文字出现在《礼记·檀弓下》中，并标明为“子游曰”。不过，《性自命出》是否为子游氏之儒的著作，以及与孔子的关系如何，现在看来是两个值得再讨论的问题。
（一）《性自命出》与《性情论》的关系
《性自命出》又出现在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整理者命名为《性情论》。比较这两个抄本，它们存在一些重大不同。《性自命出》更完善、更系统，且分上下篇；而《性情论》则缺少《性自命出》“凡心有志”一段、“喜斯陶”一段及末句“君子身（仁）以为主心”。笔者认为，《性情论》（或其所依据的母本）应当是一个更原始或更早的抄本，而《性自命出》则是一个晚出或改进的抄本。相对于《性情论》来说，《性自命出》的文字有所推衍，下篇的章序有较大变化。
《性自命出》分为上下篇，这是由其更繁复的文字内容所决定的。除此之外，笔者再补充几点证据。
证据一，郭店简中的“性”字一律写作“眚”，与“生”字完全区别开来；但是，上博简《性情论》却有一字例外，其统一性显然不及《性自命出》篇。《性自命出》第1号简曰“凡人虽有性”，“性”字写作“眚”，而上博简《性情论》却借“生”字为之。
证据二，《性自命出》在“凡忧患之事欲任”一章有“欲皆文而毋伪”一句，是总括之辞，但是《性情论》却无此句。同样，《性自命出》在文末有“君子身（仁）以为主心”，带有总结和提高性质，但《性情论》并无此句。
证据三，《性情论》“用心欲直而毋僞，慮欲淵而毋暴”两句，《性自命出》作“慮欲淵而毋僞”一句。两相比较，后者显系对于前者的概括，当为晚出。证据四，《性自命出》多误字，可据《性情论》校正。《性情论》“或图片（实）之”，“图片”字《性自命出》误作图片”字。《性情论》“笑，图片（喜）之浅泽也；乐，图片（喜）之【深泽也】”，两图片”字《性自命出》误作“（禮）”字。《性情论》“凡学者求其〖心为难〗”，“求”字《性自命出》误作“逮”字。《性情论》“弗䍩（养）不可”，“䍩”字《性自命出》误作“牧”字。《性情论》“慎，虑之方也”，“虑”字《性自命出》误作“图片（仁）”字。种种迹象表明，《性情论》是一个比《性自命出》更早的抄本，而《性自命出》则是一个晚出的抄本，且多有推衍和改造之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博简《性情论》无“喜斯陶”一段。从《性情论》原文来看，我们看不出这是由于抄手漏抄所致。相反，《性自命出》有“喜斯慆”一段，这似乎是由传抄者有意添加进来的。不但如此，情况还可能更复杂。《性自命出》简34—35曰：“喜斯慆，慆斯奋，奋斯咏，咏斯摇，摇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擗，擗斯踊。踊，愠之终也。”
《礼记·檀弓下》载子游答有子之问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
其中“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三十字，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其文字和文义有不合理之处，其文本质量不及《性自命出》“喜斯慆”一段简文。而且，从《礼记》原文来看，我们无法直接断定“人喜则斯陶”三十字即是由子游首先宣讲出来的，相反子游引用此段文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简言之，以《礼记·檀弓下》“子游曰”一段文字为依据推断《性自命出》篇为子游所作的观点，目前看来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二）《性自命出》与《六德》《成之闻之》的文本关系
《性自命出》与《六德》《成之闻之》两篇存在文本上的直接关联。
（1）《性自命出》第58—59号简曰：“门内之治欲其掩也，门外之治欲其折也。”《六德》第30—31号简曰：“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这两段简文高度相似。权衡二者，《性自命出》“欲其掩”“欲其折”两句有所省略，其意应当据《六德》篇补足之。由此可知，竹书《性自命出》的写作当晚于《六德》篇。这一点笔者在上文已经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据《孔子家语·本命解》篇，“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两句出自“孔子曰”，这似乎表明孔子可能就是此篇竹书的作者。
（2）《性自命出》第9号简曰：“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成之闻之》第26—28号简曰：“圣人之眚（性）与中人之眚（性），其生而未有非（分）之，节于而（能）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译（择）娄（数）以多也；及其博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猷与禅之。此以民皆有眚（性），而圣人不可慕也。”
据学者意见，“非”当读为“分”【30】，“译娄”当读为“择数”。【31】“择数”即《礼记·表记》的“取数”，陈伟并据《表记》相关文字作了解释。【32】《礼记·表记》载“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郑玄注：“取数多，言计天下之道，仁居其多。”【33】
据目前资料推断，“择数”或“取数”当是孔家秘传的术语，我们只有根据《表记》这段文字才能得其所解。而这一点可以作为《成之闻之》是孔子本人著作的证据。除此之外，比较上引两段简文，《性自命出》与《成之闻之》的观点相同，文本相近，都持普遍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且认为人后天的差别是由于教化和习养所导致的。
（三）《性自命出》与孔子的关系
证明《性自命出》篇早出的证据较多，如有些简文被竹简《语丛》所引用：
（1）《性自命出》第3号简曰：“道始于情，情生于眚（性）。”《语丛二》第1号简曰：“情生于眚（性），礼生于情。”在先秦时期，面对现实，“道”通常指“礼”而言。
（2）《性自命出》第2号简曰：“喜怒哀悲之气，眚（性）也。”这在《语丛二》中有所反映。
（3）《性自命出》第3号简曰：“好恶，眚（性）也。”这一句在《语丛二》和《语丛一》中都有反映。
（4）《性自命出》第8—9号简曰：“刚之祝也，刚取之也。”这两句话被《语丛三》第46号简所抄录。郭店简《语丛》诸篇属于笔记体，很可能是对于此前重要文献的摘抄。而由此可知，《性自命出》的写作应远在竹简《语丛》诸篇之前。
现有证据表明，《性自命出》篇与孔子有关。
（1）《性自命出》第9号简曰：“四海之内其眚（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第1—2简曰：“凡人虽有眚（性）……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第11—12简曰：“养眚（性）者，习也……习也者，有以习其眚（性）也。”综合这三条引文可知，竹书的观点与《论语·阳货》所记孔子的观点很相近。《阳货》篇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言“性”，兼本体和经验而言，是在经验中来谈所谓人性本体的。经验中的人性具有初生时的幽微差异，但是剥离经验后的纯粹本体自身却是普遍的，人人皆具且人人皆同。与此相对，人生的差别则是“习相远”的结果。
（2）《性自命出》第41号简曰：“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论语·里仁》和《礼记·表记》各有一段意思相近的“子曰”，前者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后者为：“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表记》是《子思子》的一篇。
（3）《性自命出》第18号简曰：“礼作于情，或兴之，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叙则义道也。或叙为之节，则文也。致容貌，所以文节也。”这是繁说。《语丛一》第31、97简曰：“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这是简说。很明显，后者是对于前者的概括。不过，我们看到，所引《语丛一》文字又直接见于《礼记·坊记》。《坊记》载“子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坊记》是《子思子》的一篇。据此可以推断，《性自命出》大概是孔子著作。
（4）《性自命出》第2—3简曰：“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应当是《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的直接来源。以前，人们往往按照宋儒的说法来作解释，认为天命之性即所谓理性，而生之谓性则是所谓气质之性。从道理上来讲，这种构思和理论划分固然很有意义，但是从先秦学术史来看，《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应当判定为是对《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两句的简化和压缩。如果这一点是对的，那么《性自命出》的写作应当早于《中庸》。
（5）《性自命出》第2号简曰：“喜怒哀悲之气，眚（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这种情感未发和已发的句式，见于《礼记·中庸》《逸周书·官人解》等篇。《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逸周书·官人解》曰：“四曰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喜气内蓄，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蓄，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惧气、忧悲之气，皆隐之，阳气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所引《逸周书》这段话亦见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另外，《官人解》中的“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与竹书《成之闻之》第24号简云“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的意思相近。
（6）《性自命出》第52—53号简曰：“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愄（威）者也。”《礼记·中庸》曰：“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两者意思相近。
（7）《性自命出》第56—57简曰：“闻道反己，攸（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众近从政，攸（修）身近至仁。”《礼记·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两者意思相近。《中庸》是《子思子》的一篇，太史公曰：“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从上述第四至第七条证据来看，竹书《性自命出》篇很可能与孔子有关，其著作时间当在子思子的《中庸》《表记》《坊记》之前，因此此篇佚书属于孔子本人著作是比较可能的。
总之，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是同一佚书的两个不同抄本或传本。其中，《性情论》（或其母本）的抄写更早，而《性自命出》可能是由子游后学所抄写的，故其于第34—35号简添加了“喜斯慆”一段文字。与此相对，《性情论》则无“喜斯慆”数句。
目前，我们缺乏可靠根据证明《性自命出》是子游的著作；而据上文的考证，孔子比较可能是《性自命出》的作者。《性自命出》大概是孔子晚年的著作。而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笔者认为，篇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和命题，如“凡人皆有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出于性”“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善不善，性也”“凡学者求其心为难”等，也都应当出自孔子本人。
特别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两句，将人性与天命直接贯通起来，建立了一套超越而内在的新理论结构，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新基石，这种思想贡献衡之于孔子、孔子弟子及时贤，唯孔子足以当之。换言之，《性自命出》的重要概念、基本命题及最宏观、一般的思想框架，都应当出自孔子本人，而不是出自其弟子。
四、结语
综上所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十六篇种竹书均当为墓主生前的收藏物，没有一篇是墓主本人的著作。《语丛》四篇属于语摘体，且各篇经过了一定分类，其抄录时间应当在墓主生前。也可以说，这四篇竹书很可能是由墓主本人所抄录和分类的，因此墓主即是这四篇竹书的编者。《语丛》四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文献。据考证，其他郭店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
《六德》《尊德义》《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在文本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及《忠信之道》《穷达以时》也比较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与流行意见相左，笔者认为，《唐虞之道》也可能是春秋末至战国早期的著作。如此一来，上述七篇佚书应当多数作于春秋晚期，少数或个别作于战国早期。《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三篇都作于战国早期，前两篇是子思子著作，后一篇是子思子弟子的著作。大体上，郭店儒家竹书是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据此可知，郭店简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从整体上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两种流行性意见是不对的，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其思想价值。如果上述所证竹书为孔子本人著作的观点能够得到广泛的承认，那么这将极大地影响今人对于孔子本人思想的理解，甚至包括对其思想基本结构的理解。
注释：
【1】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2页。
【2】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4】（比）戴卡琳（Carine Defoort）：《墨子和杨朱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唐虞之道〉的“中道观”》，《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5】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6】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7】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另外，参见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24页。
【8】1992年，李学勤先生作为先知先觉者率先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一文，不过在此后数年李先生的意见却一直缺乏响应者和拥护者。情况的改变发生在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大概在2000年前后反思和批评“疑古主义”的学术风气开始形成。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知网”检索（关键词如“走出疑古时代”“疑古”）相关文献予以证实。
【9】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75、79页。李氏此文原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
【10】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16页。李氏此文原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
【11】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18页。
【12】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88页。
【13】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4】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5】陈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初探》，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09-310页；又载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36页。
【16】陈来：《郭店楚简儒家记说续探》，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又载氏著：《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63页。
【17】陈来：《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郭店楚简儒书与先秦儒学研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8页；又载氏著：《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15页。
【18】陈来：《儒家系谱之重建与史料困境之突破——郭店楚简儒书与先秦儒学研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8-569页；又载氏著：《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17页。
【19】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20】丁四新：《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
【21】丁四新：《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
【22】需要说明，笔者下文凡引郭店简文字及作证明，引用相关资料，均参考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的释文及其所集释的学者意见。下文凡有引用，本书一般不再出注。
【23】丁四新：《三纲说的来源、形成及其异化》，《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24】丁四新：《三纲说的来源、形成及其异化》，《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颜世铉：《郭店楚简散论（一）》，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25】丁四新：《三纲说的来源、形成及其异化》，《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26】《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同书《尽心上》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27】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28】陈来：《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初探》，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09页；又载氏著：《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35页。
【29】陈来：《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66页；又载氏著：《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11页。
【30】周凤五：《郭店楚简识字札记》，张以仁七秩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第358页。
【31】李学勤：《试说郭店简〈成之闻之〉两章》，《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32】陈伟：《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第5期；又载氏著：《郭店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3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0页。
作者：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