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不朽的经典。其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超越时空，跨越族界、国界的永恒精神价值。《孟子》一书开启的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华夷之辨、大体小体之辨等，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东亚文化中被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影响至深至巨。《孟子》倡导的性善论、修养论、仁政说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孟子》的核心思想是“性善论”

“人性本善”作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即源于《孟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开篇的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人性本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对人性的基本判断，而这一判断就源自《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是《孟子》的哲学主旨。

但人性问题的讨论既不始于孟子，也没有终于孟子，孟子之前人性讨论就已十分热烈。《论语·阳货》曾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孟子时代，各种人性的争论已经相当深入，如“生之谓性”“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等。孟子之后，则出现了“性恶”“性三品”“善恶互混”“性善情恶”，以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日生日成”等观点，不一而足。但《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中国人性论的主流，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孟子》何以认定人性本善呢？首先，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端”，端就是端始、起点或种子。这“四端”不是后天教化获得的，而是像四肢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孟子举恻隐之心的仁端为例，任何一个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马上要掉入井里，都会立即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产生，“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并非出于任何功利目的，也没有任何算计，这种仁心就出现了。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人皆有、与生俱来，是人的共同本质，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之点。其次，《孟子》认为，天下的一切事物，“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是人，我也是人，我与圣人同属于人类。与圣人同类不仅感官与圣人同，心也与圣人同。“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与我同然于理义，这个理义就是善，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恶是怎样产生的呢？《孟子》认为，恶是人的本性丧失的结果。孟子曾以临淄郊区的牛山为例，指出：牛山本来草木丰茂，但由于离临淄这个大都市太近了，人们天天上山砍伐，牛山的草木还能丰美吗？砍伐刚结束，生出新苗，又被牛羊吃掉，于是牛山就光秃秃的了。看到牛山光秃秃的，有人以为牛山本来就不长草呢。这是山的本性吗？人本来是善良的，但有人每天放逐其良心就像斧头对于草木一样，天天砍啊砍，人善良的本性就被砍尽了。“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恶来自人对本性、良心的自我放弃和对自己道德能力信心的匮乏。孟子曾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造成恶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尤其是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对人的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人，还是那个人，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不同的人格特征，决定人德行的优劣。

性善论的意义何在？《孟子》性善论在价值源头上开启了人禽之辨的先河，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意识到：人，首先是动物性存在，但人一旦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而成为人类，就有了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辨人禽，即从本质上或严格地说从价值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孟子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自此以后，你可以不赞成《孟子》对人性的界定，但任何哲学家都不能不辨人禽。即使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观点不一，坚持性恶论的荀子，最终也承认“义”或“礼义”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点。

《孟子》性善论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善恶是价值评判，不必然是事实评判，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善恶评判高于事实评判，甚至代替了事实评判。本性善良，凡事讲良心，遇不平事，问良心安在。良心就是我本善良的初心、本心。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日行一善”“日日行善”成为不少中国人做人的功夫。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系统的哲学基础，其修养论、仁政说、天下观都是建立在性善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只有从《孟子》的性善论入手，才能真正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主张，性善论是我们打开孟子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修养论

人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孟子》一书，千言万语，反复叮咛，就是让人守住善良、守住初心，进而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呈现善良、扩大善良。守住并放大善良的过程就是好的人生，如何守住并扩大善良本性的方法叫修养，修养的极致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在本性面前人人平等，在修养面前没有高低贵贱，圣贤人人可为、人人能为。人要努力成为圣贤，须从养气和养心两个方面入手。

何谓养气？养气就是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浩然正气”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的“天地正气”，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孟子》认为，修养就是要养成、养出这种道德勇气。有了浩然正气，就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何谓养心？养心就是“养大体”，大体就是本心。《孟子》认为人有“大体”，就有“小体”，“耳目之欲”就是“小体”，心为“大体”。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就是说，修养心性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了。一个人外在欲望很少，其本心本性迷失得也会很少；一个人如果一味追逐声色犬马、名声富贵，他的本心本性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当然，《孟子》将“大体”与“小体”对立起来，未必完全合理，然而，从孔子“无欲则刚”的角度，寡欲说还是有价值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即人道。人道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是成人之道、成圣成贤之道。人终其一生，都应走在成圣成贤的道上，背离了这个道，人就会失去善良、失去本性。修养论就是让人不偏离人生正道，不忘本心、初心，不失本性，永葆善良，并不断扩大善良，成为一位具有浩然正气、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真君子。

“与民偕乐”的仁政说

如果说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仁政说就是他的治国理政基本方略。

所谓仁政，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高度的同情心进行治国理政活动。《孟子》仁政说首先将民众的事情放在首位，所谓“民事不可缓也”，百姓生产生活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孟子》要求，统治者应心里有百姓，想民众之所想，忧乐与民同之。统治者应“与民偕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百姓也会忧君之忧、乐国之乐，人民与国君从而同情共感，形成情感上的共同体。

《孟子》仁政说要求统治者以高度的同情心关心民众，尤其是关心民生，要让百姓在生活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保证民生的基础上，然后从事道德教化，民众就容易接受。《孟子》主张，有恒产而有恒心，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作为统治者只有通民情、保民生、顺民意才能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即“保民而王”。

仁政在治国理政中如何体现？《孟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贵君轻”，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广为流传并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孟子看来，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为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可以为大夫，而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为天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只有人民才是政权得失的最终决定力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何“得民心”？顺从人民意愿，满足人民的需求，就能得民心。

“以德行仁”的天下观

孟子生活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他目睹战争的残酷，坚决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因此他极力贬斥“以力服人”的霸道，颂扬“以德行仁”的王道。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打着仁义的幌子，以武力称霸世界，到处挑起战争，动辄攻打他国，就是“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以高尚的道德操守推行仁政，就是“王道”。《孟子》主张走“以德行仁”的国际路线，反对一切以武力征伐天下、称霸诸侯的行为。

国家有大小、力量有强弱，国与国之间如何交往？《孟子》提出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国际交往原则。齐宣王曾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告诉他，有道。这个道就是“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大国以仁德包容小国，小国以智慧事奉大国，“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以《孟子》理论分析当今国际局势，一些大国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到处搞武力征讨、经济霸凌、外交胁迫，这是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霸道或霸权主义，这就是“不仁”；而一些小国，在原则问题上不断挑战别国底线，这是明显的“不智”。“不仁”“不智”，最终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会有好结果。《孟子》认为，国家大小、强弱是客观现实，以此推之，国与国之间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不同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对抗的根据，而是彼此欣赏的前提，在儒家文化中，这叫作“和而不同”。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一切看上去不可理解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想去理解并努力去理解，而不要排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就是融合包容、差异共存的“以德行仁”天下观，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原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期刊《秘书工作》2022年03期

作者：颜炳罡，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乡村儒学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