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研究院 今天是
第五章⑤:大堂与“冷板凳”
  • 来源:
  • 作者:
  • 2023年11月09日
  • 审核:
  • 浏览(299)
  • 收藏
浏览字号:

编者按:本文选自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陈晓霞的著作《游学三孔》,通过虚构的首都大学程传茹、文昌昊教授带领孙女文广闻和外孙懂天一在圣城曲阜的亲身游历,以话题问对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特质融入游学中。

1.jpg

在露台的后面,坐北朝南的五间建筑,就是孔府官衙中最重要的办公场所——大堂。

文闻问道:爷爷,孔府里的大堂,在建筑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文教授说:孔府的大堂是按明代定制五间九架而建的。前庭深阔,两侧厢房矮平,主体突出,显示出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所在。堂中间有一黄色暖阁,绘以蝙蝠、祥云、八宝,寓意紫气东来、大福吉祥,亦显得此堂似浮于云端,庄严煊赫。正中放一虎皮太师椅,高大的红漆公案上摆着衍圣公曾经用过的文房四宝、印盒、令牌令箭。堂正中上方高悬清顺治皇帝钦赐的统摄宗姓匾,表明孔府管理宗族事务的权力是得到朝廷恩准的。

天一问道:姥爷,大堂是用来举行什么活动的?

大堂原名作圣堂,是当年衍圣公迎接皇帝、钦差及宣读圣旨、袭封大典等重大活动的地方。祭祀孔子前的献帛、恭送仪式及发榜仪式都在这里举行。明清时,衍圣公爵高位尊,官至一品,被称为‘天下文官之首’,班列内阁大臣之上,位列文武百官之首。大堂内东西两侧陈列着各种仪仗,均是按清代定制陈设的,有金瓜锤、钺斧、朝天镫、曲枪、钩镰枪、龙枪、蛇枪、鬼头刀、八棱锤、雀枪及各种灯笼、更鼓、云牌、云锣、龙旗、凤旗、伞、扇等。此外,还有一些象征其封爵和特权的红底金字官衔牌,如‘回避’‘袭封衍圣公’‘光禄大夫’‘紫禁城骑马’‘赏戴双眼花翎’等官秩牌。以前衍圣公进京及出府,这些仪仗都有专人执掌,并列于八抬大轿的前后两旁,以示威严。衍圣公持这些官秩牌进京,不但畅通无阻,沿路的地方官员还要尊礼迎送。”文教授说道。

“姥姥,我国古代什么时候开始有轿子的?”天一问道。

程教授说:“轿子的雏形远在夏朝时期就已出现。在《尚书·益稷》中记载:‘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大意是:大水弥漫接天,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山顶,漫没了丘陵,老百姓沉没陷落在洪水里。我乘坐四种运载工具,沿着山路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同伯益一起把新鲜的肉送给百姓们。根据孔颖达疏:‘所载者四,水乘舟,陆乘车,泥乘 chūn),山乘欙(léi)。在《史记·八书·河渠书》中记载: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cuì),山行即轿。’这段记载的大意是:《夏书》记载,禹治理洪水经历了13年,其间路过家门口也不回家看望亲人。行陆路时乘车,行水路时乘船,行泥路时乘橇,行山路时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由此可以初步认为欙是最原始的轿子。在《隋书·礼仪五》中则记载:‘今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通幰(xiǎn)硃络,饰以金玉,用人荷之。’这也就是说,轿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是一种不用车轮的车,用人抬着走。”

文闻问道:“奶奶,八抬大轿是什么意思?”

“皇帝、后妃乘坐的豪华的轿叫辇,皇室王公所用的轿子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叫作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轿子,不上帷子的是凉轿,也叫亮轿或显轿;上帷子的是暖轿,又称暗轿。不同官品的官员所用轿子的形制类型、帷子的用料颜色都有区分。在明清时期,亲王坐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帏,三品以上大官可用银顶、皂色盖帏,一般官吏用蓝呢或绿呢做轿帷。抬轿子的人数,一般为二至八人,民间多为二人抬便轿,舆轿则需十多人乃至三十多人一起抬。官员所乘的轿子,有四人抬和八人抬之分。清朝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娶亲的大花轿也有八个人抬的。”程教授解释道。

观览了大堂,又看了大堂两侧的房厅,天一问道:“姥爷,大堂两侧的厅是用来做什么的?”

文教授说:“大堂的东西两侧设有六个办事机构,简称‘六厅’。它们按照朝廷的六部设立,是在明代‘四科’即管勾、司乐、百户、典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分别是管勾厅、百户厅、典籍厅、司乐厅、知印厅及掌书厅,具体管理着孔府日常事务。它们各司其职,不同的事务分别由不同的厅处理。各厅的长官官阶由正四品到七品不等,人员配备也不尽相同。孔府最为鼎盛的时期是清乾隆年间,此时整个孔府的在编官员七品以上者达七十五人之多,可见孔府的机构之庞大、权势之盛。”

绕过暖阁,有一“工”字形的建筑把大堂和二堂连接起来。

天一问道:“姥爷,这个‘工’字形的建筑叫什么?”

“这在建筑学上叫穿廊。这里的穿廊为明代建筑,三间,八檩六架卷棚灰瓦顶,南北各留一步,上搭披水,外呈五间。外出廊,脊檩下为荷叶形垫木,梁枋用料较细,施松纹彩画。穿廊两侧为两小院,俗称跨院。跨院有院墙和院门,院内碑刻四通,院墙嵌碑八通,为明代所刻,其中明洪武二年(1369年)立的‘洒扫户名碑’具有一定的史料和研究价值。”文教授说道。

文闻问道:“爷爷,跨院有什么寓意和用处?”

文教授说:“跨院的存在使大堂、二堂在风水学上成为一栋建筑,同时对于整个孔府院落的总数也起到了隐蔽作用。因为只有皇帝的宫廷才可有最高的九进院落,否则就犯了‘僭越’之罪。”

天一看到穿廊下有一对大长红漆木凳,就本能地问道:“姥姥,这里为什么要放置木凳?”

程教授说:“这对大长红漆木凳是前来拜见的客人等候时休息用的。因为要拜见衍圣公的人多,客人往往需要等候,有时就需要在这儿休息。”

文闻说:“奶奶,这对大长红漆木凳为什么既叫‘阁老凳’又叫‘冷板凳’?”

“这里面有个故事,据说明朝的权相严嵩曾来坐过,所以,这两条凳子也叫‘阁老凳’。严嵩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做内阁首辅的,他权倾天下,并把孙女嫁给了衍圣公孔尚贤。后来严嵩失势,为了不被皇帝定罪拿下,他就来到孔府,找衍圣公孔尚贤,目的当然是想请衍圣公在皇上面前为他讲情。可是严嵩来到孔府后,坐在这长凳上等呀等,一等就是几个时辰,衍圣公始终不与他见面。严嵩的目的没有达到,只好悻悻地回去了,不久他就被革职查办。这就是衍圣公孔尚贤把严嵩冷落在这大长红漆木凳上的故事,后来,人们就称此凳为‘冷板凳’。”程教授说道。

程教授一行四人由穿廊继续向前游览,来到了孔府的二堂。

天一问道:“姥爷,这里的二堂是做什么用的?”

文教授说:“这里的二堂是明代的建筑,也叫后厅。这是当年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员的地方,也是替朝廷选拔礼、乐童生的场所。如果在大堂庭院接见了高级官员,则礼毕之后,也会在二堂奉茶招待。”

四人走进二堂室内,只见室内正上方悬挂着木刻贴金、群龙围绕的“节并松筠”和“钦承圣绪”两块巨匾。

文闻问道:“奶奶,这两块巨匾上的字是何人所书?”

程教授说:“‘节并松筠’为康熙皇帝手书,‘钦承圣绪’为雍正皇帝手书。这两块巨匾是皇帝对儒家圣地和孔府主人的赞颂,孔氏族人深感荣幸之至,故而将之高高地悬挂于此。”

天一看到后墙两旁立着的七通石碑,问道:“姥姥,这些字画有什么来头?”

“这些字画可大有来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慈禧太后手书的‘寿’字和‘松鹤图’及‘九寿桃图’。这是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孔子的七十六代嫡孙、在1877年袭衍圣公的孔令贻同其母‘一品太夫人’彭氏、‘一品原配夫人’孙氏到北京为皇太后慈禧祝寿时所受到的赏赐。”程教授解释说。

在二堂内东西各设有一厅。东厅为启事厅,孔府上传下达、内禀外报的事务,皆由此厅管理,内设正四品官一人,担任启事官,其余人员皆为七品官;西为伴官厅,是专门为衍圣公进京朝见皇帝时的随从人员所设的,实际上承担着保卫、文书等职能。

由二堂前行,就是三堂。三堂也叫退厅,为明代建筑。

文闻问道:“爷爷,三堂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文教授说:“三堂是衍圣公处理家族内务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孔府所管辖的内务繁多,包括祭田、租税、庙户徭役、林庙护卫等,府内仆役如有违法乱纪者都要在此审判处理。三堂明间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匾,上书‘六代含饴’四字,蓝底,雕龙,金边。匾正上方镶金字‘乾隆玉玺’大印,此匾为乾隆皇帝御赐。”

天一问道:“姥姥,乾隆皇帝为什么要赐这块匾?”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第四次来曲阜朝圣,孔子六十七代孙孔毓圻的夫人黄氏已经81岁高龄了,而孔子七十二代孙孔宪培也已经出世,从黄氏到孔宪培已是六代同堂。乾隆皇帝看到孔府人丁兴旺,家庭和睦,生活像吃了饴糖一样甘甜,遂赐此‘六代含饴’匾额,这也突出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关系的重视。”程教授笑着说。

在三堂室内,公案的两旁,放有衍圣公出巡时乘坐的“金顶紫襻绿帷”八抬大轿和“金顶红尼刺绣”八抬大轿。室内两侧陈设的是原来的紫铜镜和大鹿角及其他物品。

文闻问道:“奶奶,这里摆放着铜镜,一定有什么寓意吧?”

程教授说:“铜镜放在此处有自鉴之意。每每处理诉讼案件前后,衍圣公都要到此镜前自我观照一下,叩问、沉思、反省判案是否公正、公平,判断是否正确、合理。”

三堂的东西有两个暗间,东为小会客室;西为向朝廷书写奏章的地方,设六品书写官一人。

从孔府大门到府内的三堂,各办事机构林立两旁,是孔府的官署部分。堂厅层层叠进,旧时公差人员来来往往、忙忙碌碌,这些无不显示出“天下第一家”的政治权势和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2_副本.jpg

陈晓霞 现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为多所院校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儒学发展史、文化产业发展、青少年教育研究,尤长于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研究。主持近20项国家、省、市社科规划项目,出版《新时代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社会道德风尚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游学三孔》等12部个人专著,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孔子研究》《理论学刊》等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100余篇,多项成果获国家、省、市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