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阶层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宇都宫清吉对唐代阶级结构的考察，开启了这一新的研究主题。

中国大陆对唐代阶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阶级的划分及其政治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现璠、陈寅恪等以群体自身特性与职业为标准，对阶级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类别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演变与斗争。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侯外庐、韩国磐、胡如雷等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唐代阶层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阶层的运行实态及政治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伯重、李晓路、冯尔康、徐庭云、张泽咸、宁欣等尝试吸收西方社会学理论，以政治特权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并关注阶层的社会生活与身份改变。

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再次完成唐代阶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在吸纳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在唐代阶层划分、特权阶层的定义、社会流动渠道的探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流动对仕宦阶层的拉动等方面，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的社会学叙事，在相关研究中尚属首次。

唐代阶层体系的社会学建构

“阶级”一词是舶来品，在拉丁文的语境中，多指古罗马的财产分配、教会组织及植物分类等。17世纪以后，则与权威、教育发生联系，社会层面的含义开始凸显，多指具有社会经济差异的社会群体。

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已经衍生出多重含义，不少学者依据冲突理论，把政治权力或经济关系作为标准予以划分与建构，凸显其与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的联系。也有学者尝试以多元标准来划分阶级，即将社会学理论引入群体区分中，关注群体意识、阶级认同和文化表现。

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的分层理论是其重要代表，前者主张经济、声誉、权力同样具有分层属性；后者认为社会分化和分工是合理的，各群体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

社会分层理论适应了唐代社会的复杂性，为重新构建唐代社会阶层的结构提供了基础。为此，突破传统的法律视角，以多维度审视阶层的划分，成为唐代阶级研究的发展趋向。

《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以官职、门第、财富为标准，重新构建唐代阶层体系。官职对应的是权力，门第对应的是文化，财富对应的是经济，三者互相倚用，又各有侧重。

其中，权力属第1位，文化属第2位，经济属第 3 位，以权力为主导、文化为辅助、经济为补充，将阶层划分为官员阶层、士族阶层、商贾阶层、农民阶层、贱口阶层 5 类，各类又分不同子类，共计19种。

在此基础上，寻求阶层体系建设的突破，即建构了一个以官员阶层为主导，士族阶层、商贾阶层为辅助，农民阶层为基础，贱口阶层供服务的社会系统，关注系统内部的联系、发展与动态变化。

唐代阶层流动图景的社会学书写

阶层跨越在社会学领域往往称之为社会流动，个人或群体实现的地位变化或阶级变化均属于此，有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等不同形式，前者是指在同一分层上的横向变化，后者则指不同分层的上下流动。

唐代社会流动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科举制度的影响，潘光旦、费孝通、钱穆、吴宗国、傅璇琮、任爽等关注到科举对于文人学士向上流动的意义，并强调科举是士人阶层的出现并凝固的重要推手。

科举之外，张天虹以河朔藩镇为案例，探讨军事才干与文化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效用，无疑是社会流动渠道研究的新突破。在此基础上，该书在其它渠道上进行开拓，所涉范围甚广，包括门荫、荐举、辟署、军功、流外、伎艺、纳资等。

其中，科举、门荫、荐举、辟署、纳资、流外容易被高官与士族及商贾群体控制，进而发展成以血缘、门生、故吏、亲友相为倚用的特权仕宦阶层。而军功与伎艺对农民、太常音声人、杂户、官户、工乐户、随身、部曲、官私奴婢等向上流动有利。

众所周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得各类人群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贵贱轮回慢，社会结构简单，统治阶层扁平化趋势尤显。相反，开放的社会风气，急剧的社会变革，动荡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流动的加速，造就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阶层流动的不同特点。

该书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分武德至永徽，显庆至天宝，至德至大中，咸通至天祐5个阶段进行探讨，在总结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基础上，将其归于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衰落和消亡。如果说，关注各阶层的不同流动形式和流动渠道属于空间研究范畴，那么探讨各阶层在不同时段的流动特点则为时间研究范畴，二者结合，可还原唐代阶层社会流动的动态图景。

特色阶层社会流动的社会史关照

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唐代阶层可分为多种类型。诚如前论，按照社会分层理论大致划分为官员阶层、士族阶层、商贾阶层、农民阶层、贱口阶层5类，又细分为若干子类，其中农民阶层和商贾阶层的流动颇具特色。

就农民阶层而言，多据冲突理论来审视这一阶层的地位，葛金芳、张泽咸、张安福、张国刚等关注到农民阶级内部的构成及其阶层分化，为农民的社会流动研究提供参考。

该书独辟蹊径，将参军视为农民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

武德时期因战争需要，贫民很快在政治经济上实现了向上流动，有些人还步入了高官行列，统治者在策略上也使得这一阶层向上流动的宽度和速度不断增强。

贞观至显庆五年（660年），府兵的消费数额不断攀升，进而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负担，好在有身粮的发放，勋田和官职的赐授，得远大于出，参军仍是中产以上农民向上流动的途径。

显庆六年（661 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兵募始兴，中产以上农民视参军为畏途，月赐不仅得不到保障，死于王事者也是无人问津，中产农民和贫民参军难免会向下流动。

开元二十五年后，唐代职业军人体系的建立，对中产以上农民和贫民的虹吸效应截然不同，前者为避免向下流动会逃避军役，后者会借此向上流动摆脱生活的困顿。

就商贾阶层而言，杨德泉、肖建乐、宁欣等关注到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并尝试研究其社会流动。在此基础上，该书将商贾阶层分为商贾群体和小商人群体，全方位研究其社会流动。

显庆至开元时期，商贾群体多以纳资进入仕途，也有花钱度为僧道实现向上流动。

至德至大中时期，受战乱影响，财政疲弱，商贾纳资入仕再兴，还出现纳资减税、纳资入军籍的情况。纳资之外，科举、门荫、军功也向商贾群体敞开怀抱，这一群体向上流动途径呈现多元化趋势。

这一群体在市民阶层中扮演了社会领袖的角色，可视为特权阶层的一级，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该书尚有可待提高之处，墓志资料鲜少运用，这与近年来墓志资料的规模性出土与研究并不同步，唐代特权阶层与社会流动的历史地位也可再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