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其思想精华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灵魂。人们从儒家文化精神家园中，能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中华儿女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事实证明，只有传承和创新儒家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持大国地位。在儒家文化框架中，孟母的教育思想作为其重要的文化因子，完善并丰富了儒家传统教育思想。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有着优良的教育环境、方式、方法，以提高国民素养和国家实力，那么，传承与弘扬孟母教育思想必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意义。民国时期，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文化史上出现了两次反儒学潮，儒家文化受到了严重破坏。另外，这个时期战争迭起，硝烟弥漫，连年不休，人们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理应无暇关心文化，更不会关心孟母文化。但是，就在这极其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孟母的光辉形象与经典教育思想依然被世人拾起，都欲借孟母精神补中华民族精神之钙，提升华夏儿女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欲依托孟母的科学教育，培育出一批英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时代背景

       清末民初之际，日益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内忧外患不断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激起了爱国情怀，掀起了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一方面要求向西方学习，就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这就和儒学“定于一尊”的理念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对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载到“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其中“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体现了孙中山推动革命的儒家民本思想。在袁世凯盗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袁世凯极力推崇传统文化，他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帜，为蓄谋已久的复辟帝制打掩护。这种让传统文化确立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以满足一己之私欲的行为，注定不会得逞。复辟帝制的失败，导致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误把传统文化当作阻止社会进步的糟粕、吃人的“礼教”，把中国任何落后、挨打的罪过都推给了孔子。“打倒孔家店”遂成为盛极一时的口号，并随之掀起了一股批孔风暴，使得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学者重新反思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为什么存在这么久、影响中华民族这么深等问题促使他们对孔子及其整个儒家文化进行了再研究、再评价，希望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找到建构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其中，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对儒家文化最为推崇。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逆流而行，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极力反对全盘西方化，强调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贺麟在《文化与人生》说：“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他们都大力凸显“仁、义、礼、智、信”儒家核心理念的时代价值，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容，为社会进步、民族复兴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孟母在民国时期的推崇

       回顾过去，历史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螺旋发展的。儒家文化同样如此，因此才拥有了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对民国时期推崇孟母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能够体现这一时期世人对孟母的态度，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家文化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在这儒家文化起落不定的特殊时期，世人们并没有因此降低对孟母文化的热情。1915年《宗圣汇志》刊登了“孟母断机处”的照片，1915年景贤女校的学生沈修梅发表了《孟母三迁其居是何以故》，1916年学者马金汉发表了《孟母断织论》，等等。不仅如此，1924年，16名官太太联名致参议院《请主持议决崇祀孟母函》。这一主张得到了山东省府的重视，时任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郑士琦，山东省长熊炳琦向大总统转呈了《请主持议决崇祀孟母函》。1933年，山东省仁人志士任世昌发起建设孟母庙、孟母学校的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祭祀”这一礼仪的设立，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认同了孟母在母教中的重要地位；其次，体现了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引领，实现文明秩序的社会理想；再次，引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重视。

       民国时期，人们未曾忘却孟母，更没有切断孟母文化，而是深入挖掘孟母的历史记忆与时代价值，彰显孟母的人格魅力。下面笔者将通过祭祀孟母、历史文献中的孟母以及创建孟母学校三个方面，多角度展示社会不同阶层对孟母的推崇。

       （一）祭祀孟母

       父母在世或是去世，都必须以礼相待，礼体现了爱亲顺亲的道德理性。儒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祭祀仪礼，来规范祭祀活动。孔子有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祭祀不仅要以礼行祭，注重外在的形式，还要躬自行祭，保持一颗恭敬之心，“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馀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馀也”《礼记·檀弓上》。通过祭祀活动怀念先祖，从而能够避免数典忘祖行为的发生，达到民风淳朴、促进团结的目的。

       1923年，在邹县孟母庙召开“通国崇孟大会”，参会人员达到了万余人，可谓会议规模之宏大，前所未有。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把孟母定为女界模范的决定。一批崇尚孟母的进步人士如“陆军上将公府顾问王之祥”、“绥热察绥巡阅使署机要科科长马燦斌妻王艺林”、“绥热察绥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梦林妻张玉萼”、“驻华美国博士李佳白妻任乐施”、“众议院议员张玉庚妻史淑媛”等16名官太太就联名致参议院“请主持议决崇祀孟母函”，并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24年的《参议院公报》记载“况女教所关至为重要，必有贤母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贤国民。····拟请崇祀孟母，以为女界模范，凡通国人民家庭中，皆应崇祀，即女校中亦宜设位，朔望谒礼以昭诚敬。如是，则女界有所依归，家庭教育之基础既立，而礼教之昌明，有其本矣”。其中“而礼教之昌明，有其本矣”这句话极为重要，说明崇祀孟母是为了昌明礼教。那么为何重视“礼”，“礼”又源于哪里？《参议院公报》中也有提及“参议院赐鉴窃以风俗淳美，必资于礼教，而礼教渊源，又始乎男女”。荀子也曾说过：“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可见，礼强调“分”的原则，根据道德规则制定普遍性的社会规范，使得世人各安其位，以形成井然有序的社群生活。礼来自于家庭，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若家礼扩展至社会政治生活，便有望形成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的良好风气。民国时期有觉思之人已意识到礼特别是女界之礼的必要性。礼最有效的运行是建立在设立标准模范的基础上，人们发现孟母最为典型，可谓女圣人，可做效法对象，以便形成女界的行为规范和习惯。鉴于孟母的贡献与社会的需要，须以崇祀孟母来表达对孟母的敬畏，同时还能够在社会上突出女界的重要性。

       （二）历史文献中的孟母

       孟母教子的经典故事在民国时期同样广为流传。当时的文人雅士张金鉴、周屏东、漕农、苏子涵、竹坡、尹承管、离平等，坚持以较为流传的故事版本，通过不同语言的形式重现孟母三迁与教子的故事。此外，离平在《故事新编：孟母三迁》一文指出“孟母三迁”正史中所遗漏的关键环节——“孟子见肉色变”，大体意思是：孟母三迁最后一迁是因为邻居家孩子大口吃肉的原因，孟子见状，不能自拔。孟母靠织布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买不起肉，所以决定搬迁。在搬迁之后，孟子还是不能忘掉肉的美味，经常画肉止渴。偶然一次机会，孟母卖布后从乡下肉贩子那里买了已经走了味的二斤肉。回到家做成红烧肉给孟子吃，孟子欣喜若狂，很快就把肉吃光了。不幸的是，孟子吃完不久，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差点丢掉小命。从此之后，孟子见肉色变。此事故是否属实不是关键，重点是人们对孟母教子故事探究的渴望。

       诗词方面，1907年，秀嵩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发表一首题为《孟母》的诗：“杨墨横流大道危，子与独力障东之。三迁早受慈亲训，想见家庭教育时。”同年，友侬也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表一首题为《孟母断机》“傍圣宫墙得所依，三迁慈教古来稀。馨香俎豆千秋配，成自当年老母机。”1935年，日本诗人冈崎春石在《东华》中发表了《孟母断机图》“断将机杼寓箴规，心绪看他阿母慈。满腹经纶期异日，周家天下乱如丝。”在日本诗人对孟母的歌颂中，能够窥见出孟母文化的重要性和无国界性。1936年，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黎民伟之子黎铿在《母爱特刊》封面上写了首无名诗，“昔孟母，择邻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大的爬墙，小的看样。”诗是诉说情志、表达情怀最优美的语言。孔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贷》通过诗咏的方式歌颂孟母，把作者崇仰敬畏孟母的深情融入诗情画意中，以此激发他人对孟母的崇敬之情。

       祝寿词方面，文晓在向阮母黄太夫人贺70岁大寿时，在《阮母黄太夫人七豑荣诞寿言》中写道“我闻孟母断机杼，勤学扬名善教子。又闻虞母鬻环佩，助给军费义声起。卓哉阮母勉阮君，谆谆慈训众称美。····称觞上寿有群孙，遥想慈颜娱暮齿，我虽文字结因缘，愧乏颂词介丕祉。惟愿德荫普无疆，百年期颐从兹始。”这首词，首先赞扬孟母与虞母的伟大功绩，引出称赞阮母的合理性。可见，当时孟母已成为了杰出女士的标准。

       歌谣方面，1907年汪翔在《新译界》中发表一首《孟母三迁》“三度移居为养蒙，女学娴熟母教工。····小儿性易苍黄，慎哉迁地勉为良。”歌谣是一种渗透力强、影响面广、传播迅速的宣传模式，把孟母故事编成歌谣，就是渴望更多的人尤其是妇女要以孟母为典范，学习孟母教育之道，营造学孟母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培育出优秀人才。

       价值阐释方面，立足当下阐释孟母教子的精神内涵，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有效方式，是连通传统教育文明与现代教育文明的桥梁。只有这样，孟母教子文化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才不会因虚妄、不切实际而被现实所淘汰。民国时期，周树人、沈修梅、许月娥、叶端等一批贤达曾对孟母教子思想申而论之。沈修梅在《孟母三迁其居是何以故》一文中，告诫新一代的青年人一定要重视环境对习惯的影响，因为习惯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他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亦皆可以为桀纣。其故何也，皆因习惯之慎不慎耳。····我辈青年，宜慎其所居也。”许月娥同样强调环境教育养成的重要性，在《论孟母三迁》一文写道“孟子之所以成亚圣，不是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吗？环境与人生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吗？”马金汉详细阐述了国家之才与优良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对孟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孟母断织论》一文中写道：“如今我国主持教育者，如多设女子学校，使普通科学家喻户晓，则今日学校之淑媛，即异日家庭之良母。讵不可与孟母先后媲美也哉。”叶端在《孟母择邻之重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讲道：“今试取野草与玫瑰，同置一瓶内不久则野草亦得玫瑰之香”，此语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出一辙，并以类比逻辑推理的方式，论证了孟母三迁的合理性。张福不仅歌颂孟母的伟大，还肯定了孟母教育的现实意义，他在《现代教育与孟母教子》一文中写道：“今之所谓‘因材施教’，应付环境，注重儿童心理，设计教学等教育原理，昔孟母教子，早已暗相吻合。孟母真女中之魁也！我从事教育，可不以为法，而力求善教哉！”在推崇孟母的文章中，发现周作人对孟母极为赞赏，他在《惟有孟母可作女范》一文中写道：“我说，中国现在需要怎样女子呢？这就是孟母那样的。····假如中国受过教育的女子都能学点孟母的样，人民受了相当的家教，将来到社会上去不至于不懂情理，胡说胡为，有益于国家实非浅鲜，孟母之功不在禹下。”他把孟母提升到了女子典范的高度，并指出史上没有哪位女子可以与她相媲美。不仅如此，他把孟母的光环扩张得无以复加，把孟母的教育思想当作成己、成人的必要途径。更有甚者，他把孟母的功劳等同于大禹之功。这与唐代诗人韩愈推尊孟子，认为孟子“功不在禹下”的论断有些相似。

       （三）创建孟母学校

       众所周知，学校具有教化功能，是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场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国民素质、社会文明的程度密不可分。孔子广开私学之先声，切实让官学走进民间，大大改变了“礼不下庶人”旧时的不平等的教育现状。孟子继孔子之后，继续广收学徒，开坛讲学。在他看来，“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1933年，龙积在《任世昌创修孟母学校》一文中写道：“山东任世昌，尊崇孔教，····所至探访孝道真义四德妇女，为之纪载事略，流传世间，其用心已可敬，乃复欲鼎建孟母庙一所。····任闻马占山将军在莫干山，走访得见。有谢孝子同道伴行。马将军十分欢迎，亲笔题名，发起建孟母庙，及采访女德表彰善行一切举动。诺那活佛闻之，亦与马将军同一鼻孔出气，亲笔题西藏字及己名于册中。”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山东任世昌毅然坚持“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学志向，“孔颜之乐”的幸福观，诚心投身于推行儒家文化的事业。他广泛收集并宣传民间“孝道真义”四德妇女的故事，可谓用心良苦。他大力提倡筹建孟母庙一所，以表达对孟母的崇仰之情。此外，他还欲建孟母学校一所，以传承孟母教子精神为己任，大力弘扬经典家庭教育思想。他的善举得到了马占山将军的支持，并得到了马占山将军、诺那活佛等人的亲笔签名，与其共同发起创建孟母学校的倡议。可见，军人甚至僧人同样认同孟母的人格魅力。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社会各界用自己的实践方式纪念孟母、传承孟母精神，希求人们特别是妇女同志下学上达，以孟母为典范，学孟母教子，做合格家长，掌握教育子女之方，以此造就未来之栋梁，实现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  

    作者简介：秦超，山东邹城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儒家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