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齐鲁文化发端于商周，形成于先秦，鼎盛于秦汉，绵延于历朝而不绝，其发展史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齐鲁文化所蕴含的大一统观念、忠诚担当、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兼爱互惠、勤劳睿智、刚健自强等精神内涵，已经凝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齐鲁文化之代表性人物、著作及其宝贵文化遗迹，必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可靠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齐鲁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贡献  时代价值

一、齐鲁文化从产生、形成到繁荣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

文化是人类实践创造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是人的创造物。从发生学看，人类及其文明本身是在地球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进化产生的，并与“人化自然”即文化环境一起发展起来。齐鲁文化的悠久发展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

 （一）萌芽于东夷史前

“齐鲁”，古称“海右”或“海岱”，它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中部的泰山向东伸入大海形成半岛。齐鲁大地拥有山川河流、丰富的自然资源、温暖湿润的气候，是华夏先民生息繁衍的宝地。据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泰沂山区已有原始先民活动的足迹。大约8000—4000年前，齐鲁大地已产生了光辉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发展一脉相承，明显分为四个阶段——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与延续至商初的岳石文化构成新石器文化序列，形成了两个强大的方国——商奄和薄姑。这一文化以东夷人为主体，“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四面辐射开来，东至海，西至豫东平原，南至淮河以北之苏皖北部，形成一个独具特点的地域文化圈”，所以又叫“东夷史前文化”，基本上奠定了齐鲁文化的地域基础。总之，夏商时期的齐鲁文化处于夏商文化与东夷文化局部融合阶段。

（二）发端于西周之封

从文化发生学看，周代商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首封齐鲁，齐鲁文化发轫。没有西周之封，便没有齐、鲁两国，自然便不会有“齐鲁文化”之称。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得天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齐、鲁地位尊崇，享有许多特权。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成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享有征伐的军事特权，成为齐国称霸诸侯、拓展疆域的重要基础。《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他被周天子分封于鲁，赐予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天子礼乐、殷民六族，以至官司彝器，“以昭周公之明德”“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从而为鲁国成为礼乐之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齐、鲁之封完全是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周灭商后，东方的商遗民和东夷部落发生联合叛乱。《汉书·地理志》载：“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从而奠定霸业基础。《礼记·明堂位》载：“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鲁国通过“变其俗，革其礼”，亲亲尚恩，使得本国礼乐文化革新鼎盛。

（三）形成于春秋之变

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西周灭亡，周室东迁；周室衰微，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交伐中国。而这样的乱局，恰好给齐鲁文化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初步生成了齐鲁文化的“重心”地位。一方面，鲁国逐渐发展为东周礼乐文化的“重心”。鲁国自周公之子伯禽代就封地始，很完整地保存了西周礼乐文化传统。春秋巨变，周王室东迁，镐京被毁，典章文物流失大半，鲁国礼乐文化“重心”的地位大幅攀升，成为诸侯国间公认的周礼代表。《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桓公问于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可见，在春秋时期鲁是秉持了周礼而不可轻易侵犯的。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礼乐之盛，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鲁国的乐师将歌颂周先王功绩的《小雅》《大雅》，以及各诸侯国的“国风”如《邶》《鄘》《卫》《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尽数演奏。季札“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另一方面，桓公称霸不仅使齐国成为春秋之经济军事强国，更使之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以“攘夷”实现“尊王”。他通过征伐楚、戎，召集诸侯会盟，有力地遏制了南北方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侵略和破坏，维护了周天子及周礼的正统地位，使齐国逐渐走向了军事强国和文化“重心”的地位。孔子曾多次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总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所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

（四）繁荣于战国之乱

战国以降，天下纷乱，大国争雄。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齐鲁文化的繁荣、发展与创新，齐鲁文化的“重心”地位进一步彰显。一方面，百家争鸣之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和我国最早的政府智库，存在长达一百五十年左右。《中论·亡国》载，田齐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齐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几乎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曾汇集天下贤士多至“数百千人”，其中著名的稷下先生如孟轲、荀况、邹衍、慎到、淳于髡、田骈、申不害、鲁仲连、驺奭、尹文、季真、彭蒙、环渊、田巴等。其存续期间，不仅有《管子》《荀子》《晏子春秋》等问世，还产生了《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等诸多兵书，故有先秦兵学最盛于齐之说。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中儒墨并称“显学”而俱出于鲁国，这也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重心”地位的必然展现。正如《韩非子·显学》所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作为“显学”，儒墨两家很多共同特点。一是弟子众多。“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孔子有名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墨子之弟子以平民为主，人数更多，仅仅在宋城者就达三百人。二是支派林立。孔子、墨子之后，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之说。三是影响力大。孔子被誉为“至圣”“万世师表”，墨子被称为“科圣”。四是圣贤众多。《吕氏春秋·仲春纪》载：“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儒家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圣人。墨家也产生了墨子、鲁班(公输般)、禽滑釐等中国科技文化史上的明星。可见，战国之齐鲁作为文化“重心”，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到达了先秦之最高峰。

（五）鼎盛于秦汉之统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齐鲁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并最终发展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定名号、明正统、传后世，采纳了齐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解释新的“大一统”封建政权的合理性。《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另一方面，齐鲁文化在汉代产生空前的影响，并逐步实现了儒学“大一统”的文化格局。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齐鲁儒生在两汉经学研究中处于垄断地位。自汉惠帝、景帝始，经学传授复盛，西汉“五经八师”中有六位是齐鲁儒生，东汉经学博士中八人是齐鲁儒生。二是汉武帝确立了儒学天下“大一统”的文化地位。儒生董仲舒为赵人，曾负笈求学于齐，他既得孔学真传，又能够融通诸子，兼采墨、法等的思想，将儒学改造成新学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略，使得地域性齐鲁文化之儒学思想精华最终上升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这里所谓“核心的思想文化”，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始终秉持的齐鲁儒学之正统，也是齐鲁文化两千余年来文脉不绝的最好证明。一言以蔽之，从某种意义上讲，齐鲁文化发展史就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缩影。

二、齐鲁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宝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其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制度认同的根基和动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之所在。习近平指出，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鲁文化所蕴含的大一统观念、忠诚担当、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兼爱互惠、勤劳睿智、刚健自强等精神内涵和价值理念，已经凝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思想宝库。

（一）“大一统”的政治观

《尚书·尧典》提出“协和万邦”的思想，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足可见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天下一统”王权政治观的萌芽。然而，“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为什么先说“王”，再说“正月”？因为是周王确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周王的正月？表明天下都实行王的政令，以此来证明鲁隐公继承君位的正统性及“大一统”的国家秩序。然而，在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的时代，“大一统”只能是空想而已，直到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才首次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秦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训，让西汉统治者清醒认识到在文化认同上构建“大一统”政治观的重要性。汉武帝为了集权统治的需要，采纳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观，诉诸“天”为“大一统”完成合法性证明，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略，使儒家学说正式成为为君主服务的统治学说。自此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政治形态，并逐渐发展为新时代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共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忠诚担当的爱国观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一种对祖国最深厚、最持久的感情，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优良传统之一。齐鲁文化中充满着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这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齐鲁文化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被孔子称誉“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一代名相管仲；在危难之际出使楚国，不畏强暴维护齐国尊严与安全的晏婴；在强敌压境、鲁国危亡之际毛遂自荐，沉着应战，一鼓作气赢得齐鲁长勺之战的曹刿；败魏庞涓于桂陵、马陵，著书立说、流芳千古的齐军事家孙膑；不辱使命，创造“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奇迹的孔门弟子子贡等；以管仲、乐毅自比，因《隆中对》《出师表》名动天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齐鲁“智圣”诸葛亮；“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的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等等。总之，齐鲁文化中忠诚担当的爱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民族认同，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指出：“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三）和而不同的文明观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也是齐鲁文化的哲学精髓。《周易》《尚书》中就蕴含着“和”的理念，指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和善，或以和谐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中庸》明确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合文化中包含了阴阳和谐、矛盾对立统一而化生万物的辩证法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提倡包括人的身心和谐、群己和谐、天人和谐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和谐观。孔子主张君子以“里仁”为美，恪守中道，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时，孔子主张恢复礼乐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既承认差异又达到和谐统一，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管子·幼官》倡导“和合”并举，“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习”，认为以道德教养人民就会实现人民关系和谐、社会安定团结。墨子主张只有达到“兼爱”“非攻”，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本国与他国，以及民族文明之间的和谐交流与发展。可以说，齐鲁文化学派倡导的“和合”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有体会说：“‘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他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共同富裕，为把地球建设成为更加美好的人类家园而努力奋斗。

（四）厚德载物的仁道观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儒家经典《周易》，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以宽厚包容承载万物，道法自然，以仁爱怀柔天下。孔子深谙《周易》之道，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本质是“爱人”。《中庸》曰：“仁者，人也。”《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集中体现为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怜悯、关爱和强烈的仁爱之心。孔子在政治上推崇周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政思想，《论语·为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亚圣”孟子则提出以“王道”为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提倡“以德行仁者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保民而王”，反对以武力征伐或者侵略的“霸道”。《孟子·尽心下》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意思是说，仁者即爱人，顺应之，就是“王道”。因此，是否以民为本实行仁政，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荀子·王制》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倡导的以德治国、施行仁政的理念，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尊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的交往和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文化必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五）兼爱互惠的义利观

兼爱互惠的义利观，既是齐鲁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兼爱”虽然是墨家的核心理念，但作为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硕鼠》。其中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是中国先民关于“大同”社会的最早向往！《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墨子则主张无宗法等级差别的“兼爱”。《墨子·兼爱》曰：“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因此，墨子的“兼爱”禁止“强执弱”“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义利观也是当时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墨子发展了义利合一的思想，提出“义，利也”，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从而克服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虚伪性。墨家的这一义利观虽然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但体现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传统的义利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新时代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在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主张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

（六）勤劳睿智的创新观

齐鲁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已蕴含着一种勤劳勇敢、探索创新的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时期的齐鲁诸子百家，而且早在史前东夷文化时期就有所表现。据考古发现，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有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渔、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的发现，律历、礼乐制度的创建等。西周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自然环境恶劣，沼泽盐碱地遍布，自然资源非常贫乏。但他知难而进，因地制宜，发展渔业、手工业、商业，迅速改变了齐地困境，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管仲在齐桓公的支持下担任齐相，其间他锐意进取、大力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的改革创新，尤其重视制度改革，发展工商业，解决民生问题，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世界兵学理论的巅峰，对中国兵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技文化方面，先秦时期齐鲁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墨子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的贡献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例如，墨子提出的“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相当于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墨子和他的学生成功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光学实验。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式的几何学体系了。”蔡元培评价说：“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胡适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鲁班作为木匠的鼻祖，据说有十大发明—锯子、曲尺、刨子、墨斗、云梯、石磨、滑轮、锁钥、木鸢、雕刻，这些发明至今仍然被人类广泛使用。《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总之，齐鲁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齐鲁大地之所以人才济济、圣贤辈出，除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融合的动力之外，就是缘于常被人们忽视的勤劳善良、勇敢睿智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骨髓中，成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

（七）刚健自强的进取观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精神与儒家五经之首《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一脉相承，在齐鲁文化形成初期就已经深深地融会其中，并使之生生不息，延续至今。儒、墨、法、兵等学派的核心主旨及各自代表人物都充满着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例如，管仲不苟私名，以齐国大业为重，奋发图强，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宣扬礼乐仁学，虽然屡遭挫折而不坠其志，晚年才担任鲁国大司寇，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终于促成齐鲁夹谷会盟；孙膑到魏国后，被同窗庞涓捏造罪名而处以膑刑和黥刑，忍辱负重返回齐国，终成一代兵家名将。总之，齐鲁文化之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发展壮大，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齐鲁文化的优秀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家园

斯文在兹，灼灼其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充分利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特别是发挥好儒家优秀遗产“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精神家园。

（一）代表性人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

齐鲁文化历史悠久，历代人才辈出、名人荟萃，其中不乏为中华文明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已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为此，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有4位，即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美国著名作家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有8位中国人入选，其中孔子、孟子分别位列第4名、第92名。麦克·哈特称赞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曾指出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些赞誉也间接说明了齐鲁文化代表性人物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先秦齐国的姜太公、管仲、晏子、孙武、孙膑、邹衍等，至今仍被后世所推崇。姜太公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誉为百家宗师；齐相管仲，后人尊称为“管子”，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后世尊称为兵圣或孙子，又称兵家至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膑作为孙武后人，不仅因军事才能被毛泽东赞誉为“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而且被尊为皮革业、制鞋业等诸多行业的“祖神”；阴阳家邹衍，不仅提出五德终始说和大小九州说，而且是古代海洋理论第一人；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长期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成为先秦齐鲁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晚年蛰居兰陵著书立说，收徒授业，终老于斯，被称为“后圣”。在先秦鲁国，如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等，他们在维护礼乐文化、道德教化、著书立说等方面，被后世所尊崇。周公旦曾辅佐周武王伐纣，制礼作乐，还政周成王，故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是儒学奠基人，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孔子是中国古代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褒成宣尼公、大成至圣文宣王等。他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君以民为体”，使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华人两千余年。孔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二）标志性著作是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

齐鲁文化名人大多留下了个人论著或者由弟子记录其思想言行的语录，这些论著、语录作为标志性著作，无疑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享的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可估量。其中，姜太公所著《六韬》是先秦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管子》内容极丰，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及天文、地理、经济、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内容涉及生产、分配、交易、消费等方面，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财经的珍贵史料。孙武所撰《孙子兵法》，不仅为中国后世兵法家所推崇，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而且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成为著名的“兵学圣典”。孙武的后代孙膑所著《孙膑兵法》，也是战争观、治军、为将之道等方面的集大成者。先秦鲁国诸子，主要在宗法制度、礼乐文化、教化民众、传承儒学等方面著书立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立者、传承者。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墨子》一书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思想相当丰富，对后世影响甚大，故儒墨并称“世之显学”。

（三）地标性遗迹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圣地

有人曾形象地概括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至于一山，当然指的是五岳之首的泰山；一水，有人说是黄河，有人说是趵突泉；一圣人，当然是指孔子。有诗云：“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孔子与泰山并称，孔子的伟大人格与泰山的崇高形象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泰山又名岱山、岱宗、东岳等，自古以来便有五岳之首、五岳之长、五岳之尊、天下第一山之称。泰山也是历代帝王封禅最多的地方，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说法。传说黄帝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商王相土在泰山脚下建东都，周天子以泰山为界建齐鲁。先秦时期，有七十二位君王曾到泰山封禅。秦汉以后，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宋真宗等先后来到泰山封禅，康熙帝、乾隆帝等多位帝王御临泰山。孔子钟情泰山，曾多次登临泰山，并咏之以明志。西周初年，分封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山阳属于鲁国。《诗经·鲁颂·閟宫》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可见鲁人对泰山之崇拜。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尽心上》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齐鲁大地，有孔圣人，有“圣地”曲阜。如今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曲阜“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也是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朝拜之地，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宏大的规模、丰富的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1994年，孔庙、孔林、孔府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之，东岳泰山和曲阜“三孔”作为齐鲁文化的地标性文化遗迹，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共有之文化圣地。

结语     

齐鲁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的地域性文化形态之一，于史前萌芽，形成于春秋，繁荣于战国时期，鼎盛于秦汉，绵延至今而不绝，可以说其悠久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其中，齐鲁文化所蕴含的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忠诚担当的爱国精神、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兼爱互惠的义利观、刚健自强的进取意识等，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必然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代表性人物，如孔子、孟子、墨子、孙武等文化名人，他们为齐鲁大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迹，必然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和智慧营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

作者：庞世伟，山东临沂人，齐鲁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与美学研究。陈文殿，山东济宁人，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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