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前论孔子之言仁，本在言为仁由己。仁者之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而己之生命与他人生命相感通，乃一“次第由内以及于外，而未尝离其一己之仁之流行”之一历程。吾人前论墨子以义说仁，其言义或仁义，则重在其表现为对他人之实际上的爱利，而见于事功，以建立普遍客观的“人与人以爱利相施报”之义道，在此普遍客观的义道中，能行此义道之我，亦客观化为人之一，以与其他人平等的兼相爱、交相利，并客观化为一国家中之居下位之人民之一，或居上位之为政者之一，或众贤之一。其所知所行之义，则又为当与天下人之义，求“一同”，以成天下之公义，可更上同于天与鬼神之义者。由此而成之墨子之重客观化之义道之思想系统，便与孔子之重人之一己主观生命之为仁，以感通于人与天及鬼神者，成为异流。又墨家之言仁义，重在爱之必有利，事功之必可加利于民者，故以礼乐为无用。墨子更不见礼乐之足以表现人之情意，以畅通人我之生命，养人仁义之心，使人行仁义之道等价值。此尤与孔子之重礼乐之旨相对反。于是孟子起，重发明孔子之道，乃不得不一方辟墨学之言义之只重归于客观化之实利之思想，亦重发挥孔子以仁言义之旨，乃说仁义皆内在于人心，并重申儒者言丧祭之礼与乐之价值。孟子之言，自大不同于墨子。然墨子之学既为新出，孟子之重申孔子之学，亦自必当有其新立之义，而其言亦不得皆全同于孔子。孟子固亦自有其学，自有其道，皆可与孔墨之言相较而见者也。

孟子所言之道，即上说之“立人之道”或“人之自兴起其心志，以为贤为圣之道”。故上文引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之语为证。此仁者人也之语，中庸中有之。春秋公羊传成公十六年传文，亦用此语以为言。盖皆后于孟子。孔子墨子所言之道，固亦皆要在言人道。然孔子言人道，要在辨君子与小人之道之分，夷夏之道之分。墨子言人道，要在言辨义与不义之分，圣王与暴君之道之分。此皆在人道之内部辨。孟子之言人道，则除亦在人道之内部作种种之分辨外；却要先对人与禽兽之道，加以分辨。孔子未尝特论人与禽兽之不同。墨子以人与鬼神及天并言，上者为天，中者为鬼神，下者为人，亦未尝更及于人以下之物。自墨子之天为兼生兼养人与万物者看，则人与万物之地位，对天而言，尚不甚相远。然在孟子，则特重言人与人以下禽兽之分别，以凸显此人之道。此则重在言人之居禽兽之上，而将其在天地间之地位，加以升举；便不同于墨子之言人之位居天与鬼神之下，亦不同于墨子之重在言人之上法天而事鬼神，以立人之义道于天下者矣。

孟子之以人与禽兽对观，而言人与禽兽之别，与墨子之以人与天鬼对观，而言人之法天鬼之事，二者虽不同，然又皆可说是将人客观化为天地间之一类存在，而后有之论。此即不同孔子言人道，未尝将此人之自身客观化为天地间之一类存在，而与禽兽、天及鬼神对观者。孟子视人与禽兽为异类之存在，孟子书亦时言及“类”。类之观念非孔子所重。墨子则特重“类”，而其立言、论故，亦必求明于事物之类。则孟子之言类，亦当有所承于墨子之用名，犹孟子之合言仁义，亦初当始自墨子之合言仁义也。此孟子之重辨人与禽兽之类之不同，固亦是将人客观化为天地间一类之存在，而后有之论。若人只如孔子之生活在己与人与天命鬼神相感通之世界中，或只生活在人伦世界中，而不将此人类客观化为天地间一类之存在，固无此人与禽兽之辨可说也。

孟子之言人与禽兽之辨，虽必待将人客观化为一类之存在，而后有此辨；然孟子此辨之目标，又不真在客观的辨万物之类之有种种，而要在由辨人与禽兽不同类，以使人自知人之所以为人。此自知，则要在人之能重返于其自身之主体，而加以反省自觉。由此反省自觉所得者，唯是人之生命心灵之自身之性，为其仁义之德之根之所在者。此其思路，又大不同于墨子，而同于孔子之言学言仁，必在人自己之生命心灵上立根，而重人之内省自求之功者。然孔子之言人之内省自求之事，要在对他人而言。学者当内省而求诸己、以尽己，而行己之当然之道，以成就其内在之德性生活；不可只求在外之闻达，亦不可只多所求于人之所以待我，更不可求之不得，而怨天尤人。故孔子以“古之学者为己”与“今之学者为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相对较而说。后明儒刘蕺山言圣学三关，以此“人己关”为首是也。今孟子进而将人与禽兽相对而说，则学者之学为己之学者，亦兼所以别人于禽兽，方见其学乃所以学为人，而尽人伦。故孟子言学特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章），亦特重即人而言人道，与人之所以自兴起其心志，以为圣贤之道之故也。

孟子之学，重人与禽兽之别，而此人与禽兽之别，孟子又谓其初只有几希之别。故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山径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尽心篇）因此“别”初只在“几希”，如山径之介然；则人可不见此几希之别，而忽之、去之。今欲存此几希之别，以“用之而成路”，以立人道，使人自兴起其心志，以为圣贤，则为大不易事；而人之行事，乃恒不免同于禽兽。故明王船山谓“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俟解）又谓“人与禽兽，自形而性，自道而器，件件有几希之异……几希严词，亦大辞”（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壁立万仞，止争一线，可弗惧哉”。（俟解）如实言之，人欲不为禽兽，只有顺此几希而存之充之，并尽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至于成贤成圣，然后乃得全免于为禽兽。是即后儒如曾国藩所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由是而此人之地位，即或升至万仞之上，以为圣贤；否则堕于万仞之下，而失其所以为人。人乃如恒在壁立万仞之危崖之旁，升降系于一线，故不可不惧。此则唯由孟子之识得此人与禽兽之别，在此几希之故。识得此几希，则人只有或仁而为圣贤，或不仁而为禽兽。人道只有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为人之道亦只有二，求为圣贤，或为禽兽而已矣。人果为禽兽则亦已矣，如其真不为禽兽，则又不只为一般之人而已，亦必将为圣贤之人而后止。人与圣人同类，不与禽兽同类，则人之与禽兽，正有天渊之别也。

于此当附及者，孟子之辨人与禽兽之不同类，虽是辨类，然其目标，在使人自觉其所以为人，以至尽人道，而为圣贤。故此孟子之辨人与禽兽之不同类，又不同于西方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之辨万物之类，而谓人是理性的动物等。此西方式之辨类，纯为逻辑或知识之观点上之分类，故小类属于大类，如动物亦为人与其他禽兽所共属之大类。此大类，初只是一逻辑上之大类之概念，而非真实存在者。论小类属于大类，则亦当重人与禽兽之共同之处，故亦可说人是动物。然孟子之辨人与禽兽之别，则只重此几希之不同之处，而无“人是动物”之可说。若只说人是动物，则此动物之概念中，无此“几希”，则犹同于说人是禽兽矣。若重此“几希”，则当说人非动物，亦如其非禽兽也。故如由孟子之辨人与禽兽之类，而谓孟子之辨类，如西方逻辑与知识观点上之分类，此又不知此二“类”之义之不同类，而不知孟子之所谓“类”之义者也。

孟子言人与禽兽不同类，圣人与我同类，故谓“圣人之于民，亦类也”。此所谓人与圣人同类，乃由“人之自存其与禽兽相异之几希，而充之尽之，以至于极，即是圣人”上说。此乃自人之内在的存有此几希，及人可充之、尽之，以使人逐渐同于圣人之历程上，说我与圣人同类；而非外在的、逻辑的将人与圣人比较，见圣人亦是人类之一分子上，说其为与我同类也。若如此说，圣人乃于人之含义上，加一圣之含义，圣人乃人类之大类中之小类，如人是动物之大类中之小类。则吾人亦可说人非一般之动物，圣人非一般人，人与动物或禽兽不同类，圣人与其他之人亦不同类。此即明与孟子意相违。孟子言“河海之于行潦，类也；泰山之于丘垤，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盖充行潦之水之量，而成河海；充丘垤之土之量，而成泰山；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几希之量，而成圣人。故河海与行潦同类，泰山与丘垤同类，圣人与人同类也。故言人与圣人同类，只是内在的说人自存有此几希，而充之尽之，便至圣人之谓；非外在的说、或逻辑的说：圣人与人有相类之处。盖只外在的说、逻辑的说，则人与圣人有相类之处，亦有不相类处。圣人乃人之大类中之小类，小类与大类，乃不同之类概念，又岂可必说圣人与我同类哉。

此人之异于禽兽之“几希”，即人之心性。此人之心性，初见于人之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之心。此四端之心，可说为人之仁义礼智之四德之端始，然尚不足称为仁义礼智之全德。孔子言仁义礼智之德，即直对此诸德而言，而未尝就此诸德之端始而言。墨子言仁义之德，则就其表现爱人利人之客观外在之事功上言。孟子则要在就人之主观内在的心性之自动表现，为此诸德之端始本原处言。故不同于墨子向外看此诸德之客观的意义价值者，亦不同于孔子之未尝多及心性之原始表现者。此孟子所说之恻隐羞恶之四端之表现，又初只是一人之心灵或生命，一种内在的不安、不忍、不屑之情，尚未及于实际之爱人利人之行为者，故亦初全无客观之事功之可说者。如人之见孺子将入井，而不安、不忍，动一恻隐之心，此时人固可尚未有往救孺子之行为。然此不安、不忍，已是往救孺子之行为之开始，亦是救孺子之事功之开始，而为仁之端。则此仁之端，不能以墨子之“爱利”之有客观事功者为说。恻隐之心之初表现为不安、不忍，只是纯主观之消极的不安、不忍之感情。此感情，即是人之心灵生命之一内在的感动。此感动则禽兽所无，而为人所独有，人亦初不知其所自来，而只见其突然生起者。此处即见人与禽兽之差别之几希。孟子之教，即要人自识此几希，而存养之扩充之，以实成其仁德；并知此几希虽微，然人之成为具仁德之仁者，而至有如墨子之爱天下人、利天下人之无尽事功，其本原亦只在此几希。故学者即当首在此本原处，自施存养扩充之功，为其先务，而不可如墨子之只向此爱人利人之客观的事功上，看仁之价值与意义矣。

孟子之言仁之端在不安、不忍之恻隐，而言义之端，则在羞恶。人有恻隐之心，固直接表现人之所以异禽兽；而人有羞恶之心，亦直接表现为人之不甘自同于禽兽。禽兽可食嗟来之食，人有羞恶之心，即不屑食此嗟来之食，并以食嗟来之食为羞辱，而恶之，以至宁死不食。人之所以不食此嗟来之食，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人初只觉人之与以嗟来之食，无异待之如禽兽。人直下不愿自居于禽兽，即直下不愿人以禽兽待之，而宁死不食此嗟来之食。此人之不食，即人之所以自表现其不同于禽兽，而亦表见人之心性之不同禽兽者。孟子即说此为义之端。人有此义之端之表现，即见人之能自制自守，亦见人自己之心性，自有其内在的尊严。然此对他人有何利益，初全说不上。墨家之谓“义，利也”于此即显然不能说。然此人之能自制自守，却正是人之不侵犯他人之所有，而亦尊重他人之所有，使人与我各得其利，以及依人我之平等，以立种种义道于客观天下之本原所在。此外，礼之始于辞让，智之始于是非，初亦只直接表见人之不同于禽兽之心性，而亦未必有客观的利人之价值与意义者。人之有此四端之表现，初只所以见其不同于非人，故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此四端之表现，得见其不同于非人，以为其仁义礼智之德之端本原始，即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也。

本文为《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第一编第五章孟子之立人之道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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