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孟子深切体察到人生存的苦难与忧虑，并思考如何解忧得安。孟子指出真正应当忧虑的并不是欲望能否得到满足，而是如何完成生命的根本使命。他提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欲望，而是人固有仁义礼智之性，因此人的使命就是效法圣人。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在强调人终身应当忧虑的是能否实行仁义，解忧的目的就让个体获得心灵的“自得”与“充实”，让群体安居乐业。孟子认为能够解忧安心的方式有三种：第一，先立乎其大者，以守身养心为本，在寡欲的基础上存养浩然之气；第二，居仁行义，反身而诚；第三，推行仁政，安顿社稷百姓。孟子以仁为安，以不仁为忧的思想，对于当代人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键词：孟子；忧；安；居仁行义；求其放心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1] 孟子意识到所有战争的根源皆是为了利益，而围绕了财物、权力、美色而展开的追求与战争，让世界不宁，让人忧虑难安。他深切地体察到人的焦虑恐惧，并且在思考如何让人解除忧患，获得生活与心灵的安宁。

在深刻体察人生存的苦痛与忧患之后，孟子区分了“忧”与“患”的不同。孟子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 “忧”是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持续性担心，是持续终生的[2]。比如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滕文公上》）孟子强调人应当忧虑的应当是那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对于君主来说，最值得关心、忧虑的事情是如何能够成为好国君，并且找到最贤良的继位人；而对于农夫来说，最关心忧虑的事情是如何把土地种好。

孟子认为，“患”是对困难、难处、缺陷、灾害、疾病的担心，时间持续性比较短，是一朝一夕的。比如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这里用“患”指的是缺点、不足，“好为人师”并不是人最根本应当忧虑的事情，也是应当警惕的一个不足。再比如孟子说：“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旨在强调人在一生中只有不断关心、忧虑人生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死后才能获得平安快乐。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特别把“忧“与”安”相对，“患”与“乐”相对。因为快乐是一时的喜悦高兴，对应的是外在的、一时的困难焦虑；而心灵的安宁、平安才是持久的状态，它所对应的就是那种对于人生重大问题的持续性的思虑、担忧。那么，什么才是孟子认为的人最应当忧虑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呢？

一、孟子论“忧”

《孟子》文本中出现很多次的“忧”。这些“忧”与匮乏、不满足与心不安有关。孟子分析了人们常见的几种忧虑，并且指出这些困扰人们的忧并不是人们最应当关切的。

首先，财富不能解忧。孟子说：“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万章上》）孟子认为财富是人们都想拥有的，但由于欲望是无限的，即使坐拥天下财富，人们内心还是不能满足，还是会忧愁。为了说明财富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孟子特别举颜回之乐与富拥天下做对比。“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离娄下》）孟子认为困穷并不是君子忧虑的事情，财富也并不能解除忧虑。

第二，权利不能解忧。每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与重视：“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是如果这种尊重是基于外在的原因，那么它就不容易持久，很容易改变：“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告子上》）孟子还指出：“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万章上》）即便得到最高的权利都不能解除的内心的忧虑。那么什么才是“良贵”，什么是人一直都要珍视的宝贵财富呢？孟子认为这种宝贵的东西，并不在外，而在每个人心中：“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告子上》）这种“贵于己者”是任何财富与权力无法替代的，所以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公孙丑上》）享受过因为实践仁义而带来的满足感的人，就不会在乎外在的名誉。

第三，被人敬重、美色、富贵虽然是人之所欲，但这些事情都不能解除人的根本忧虑。“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万章上》）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总是不断与他者进行比较，而比较后产生的得失心会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孟子把这种由于比较带来的折磨，叫做“心害”。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尽心上》）通过比较获得的满足，就像在太过饥渴的时候，吃喝什么都是好的一样，但那只是暂时的满足，并不一定是对身体真正有益的东西。因此不要用比较得失去折损自己的心灵。因此，孟子指出“不及人”不应当是人真正应当忧虑的事情。那么什么才是人真正应当忧虑的呢？孟子指出人真正应当忧虑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为不能成为圣人，不能实现仁义礼智而感到忧虑。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按照尧舜的言行去行事，就可以成为尧舜。不能成为尧舜，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不去行动的问题。“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告子下》）仁义之行就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中，比如“为长者折枝”，并不是如“挟太山以超北海”那种“我不能”的事情，所以孟子强调人不能成为尧舜，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因此，人们应当终身关切、忧虑的事情应当是能否成为尧舜：“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离娄下》）

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是因为他坚信人具有仁义礼智的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人性中先天固有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这四种心是仁义礼智的开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孟子强调，人应当做的就是把四端之心不断地发掘、显现出来，让它们成为仁义礼智的行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四端之心也是人生命的根本动力：“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把四端之心“扩而充之”就是生命的根本使命与重要责任。如果人不能把固有的四端之心扩充显现出来，把仁义礼智实行出来，那么人性的价值与意义就没有实现。

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尽心上》）得广土众民，坐拥天下财富是欲望想要获得的，但这些外在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快乐。居于天下的中央，安定四海百姓，这样的事情确实会给人带来满足感与成就感，但也并不是人性之所在。孟子强调人性中最卓越的属性对于权力、财富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是满足欲望的因素；人性中最卓越的属性也不是在顺境成功时的得意满足，而是在困穷时候的不加折损，始终不变：“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所以孟子强调人性中最宝贵的就是仁义礼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说：“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如果一个人不能致力于行仁义之事，那么就会一生忧虑、一生耻辱，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没有荣耀，因为他的生命使命没有实现。因此，人应当忧虑的事情，不应当是身体与居住环境的舒适安逸，不应当是财富、权力、功名、美色，而是有没有把人内在的卓越品性——仁义礼智发挥出来。因为孟子认为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根本本质不是欲望，而是人有仁义理智。所以孟子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君子所终身忧虑的事情是否能够成为尧舜。如果能把人生的目标定位在成为如尧舜一般的圣人，能依照仁义而行事，充分实现人的使命，那么就会为一时的困难而担心了：“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离娄下》）

第二，对于百姓福祉的忧虑。孟子强调，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君主，要以民之乐为乐，民之忧为忧：“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圣人的忧虑就是人不能实现仁义礼智之性，因此制礼作乐，匡正人伦，实行教化，让社会安定有序。“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值得指出的是，孟子并不认为“忧”是一个负面、消极的词，他认为君子应当由终身之忧，也就是时刻担忧没有把四端之心显现出来，时刻担忧四端之心是否受到遮蔽。孟子说人之所以会做恶，就是因为四端之心被堵塞。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尽心下》）因此人应当警惕的是“茅塞子之心”与“陷溺其心”（《告子上》）。如果说“忧”是一种对生命根本使命与责任的关切、担忧、警醒与用心的话，那么“安”就是孟子说倡导的与“忧”相对的、把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扩充之后的满足感。

二、孟子论“安”

《孟子》文本中大量出现“安”[3]，孟子对于“安”的思考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身体的安逸。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程朱理学把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性”理解为口、耳、鼻、舌、四肢，把孟子所说的“命”理解为仁义礼智。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以后五者为命。”[4] 清代戴震认为朱熹对“性”与“命”的解释违背了孟子的原意：“后儒未详审文义，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5] 与朱子的理解相反，戴震认为，孟子把人与动物都有的血气之性叫做命，不叫做性，即“不谓性”；而把仁义礼智叫做人性，不叫做命，即“不谓命”。

通过戴震的分析可以看出，孟子区分了两种人性：一种是欲望之性，一种是仁义礼智之性。为了区别这两种性，他把告子所谓的“食色”之性（《告子上》）看作是本能欲望，由于欲望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所以不能将其称为人性，而是叫做“命”。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叫做“性”。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孟子高扬的是仁义礼智之性，不把欲望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把欲望作为人性的本质，那么追求欲望的满足就成了人的价值与意义，那么人与禽兽就没有差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人区别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有仁义理智，人有教化。所以孟子认为身体的安逸只是最基本的欲望满足。尽管人必须满足基本的生存欲望，但是满足欲望并不是人生追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因此也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但是，孟子并不是要否定身体的安逸。他认为，如果想让老百姓行礼义，就必须先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他们的生活以安全地保障：“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百姓能够得到温饱，能够侍奉妻子，供养家庭，遇到灾荒可以平稳度过，才有可能实现美德。

孟子的对“安”的第二种描述是心灵上的安乐。孟子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仁是天赐给人的最大荣耀，也是人安心立命的居所之所在，是让人最安心的宅邸。人生的根本使命不是追求功名利禄等与欲望有关的东西，而是应当努力把天赐予的仁义礼智发挥到最大。正如孟子所言：“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那些放弃人生的根本使命，违反礼义的人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放弃的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

孟子认为，人一旦能够实现自己的生命使命，在修行仁义礼智的道路上越走越稳健，把仁义礼智充分实现出来，就能够达到一种自得的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让人内心安稳，并且左右逢源，克服困难。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离娄下》）清代焦循将这句话解释为：“造，致也。言君子问学之法，欲深致极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6] 孟子认为修行的目的是了解天道，只有把修行发挥到极致，才使得自己的行为与天道相配。

孟子之所以强调“深造”，是因为对于仁义的实践如果不用百分百的努力，效果就非常差：“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所以君子应当全心全意的实践仁义，充分地扩充天赋的“四端之心”。人只有全然实现仁义之性，像天道一样自然自如、不刻意地实践德行，才能“居之安”，即获得一种踏实、安然的存在感与幸福感。孟子认为只有“居之安”，才能“资之深”：“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焦循把“资”解释为“取也”，“取之深，则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也。”[7] 只有安稳地居住在仁德的房子里，居仁行义，才能够源源不断地实践仁义礼智，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忧愁。因为所有的德行都出于自发自愿，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仁义礼智根植于天性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能够自如地实践仁义，那么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所应当欲求的是拥有“自得”的能力。这种“自得”的满足感不是通过追逐财富、权力而获得的，而是通过不断思考与实践仁义而获得的充实感。正如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尽心下》）一旦人能够感受到这种“自得”与“充实”之后，外在的功名利禄都如浮云一般不值得留恋：“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由此可见，孟子所讲的“死于安乐”，指的就是扩充四端之心，实践仁义礼智而体验到的“自得”与“充实”。

孟子对安的第三种描述是“安社稷”。孔子说：“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8] 孟子继承孔子的这种安百姓的思路，认为君子的使命一者是实现仁义礼智之性，安顿个体生命，二者是安顿群体生命，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尽心上》）孟子指出君子与普通的百姓的不同，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朝堂上辅佐君主推行仁政，实现国泰民安；在家庭里实践忠信孝弟之道，成为家人亲友效法的榜样。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忠臣以让国家安定，让百姓安泰作为值得喜悦的事情。“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9] 能够格物致知天道，并且实践天道的人能够按照天的规律去制礼作乐，安定社会，知道什么事情先行，什么事情后行。“大人，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正己正物，象天不可言而万物化成也。”[10] 不为利害所动的大丈夫，能够通过自己端正的言行去影响别人。《大学》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 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用善行去影响他人（“正物”），才能安定社稷百姓。而那些违背仁义的暴君只能让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滕文公下》）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解忧得安，安顿心灵、安顿社会百姓呢？

三、解忧得安，求其放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上》）

朱熹对于“求其放心”的解释：“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切要之言，程子又发明之，曲尽其指，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12] 王夫之对于孟子“放心”的解释是：“君子之学问，有择善固执、存心致知之道，而要所以求仁。已放者谓之放心，未放者谓之仁而已。”[13] 

由此可见，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两种放心：一种是放任仁义之心不知求，既不学习也不修为，让其荒废；另一种放心是心安理得，自得充实。孟子认为，求学问道的最高目的就是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扩而充之，充分实现仁义礼智；而只有居心仁厚，行走在正义的道路上，生命的根本使命才能实现，人才可以无忧无惧，安然放心。孟子指出，“求其放心”有三种方法。

第一，先立其乎大者，守身养心为本。

万事万物“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14]（《中庸》），能够有效的养护，事物就会有益地生长发展，反之则会消亡：“故苟得其养，无物不章；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孟子说人们连种树种都是知道养护，但是对于心灵的养护却经常忽视。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不思也。”（《告子上》）孟子提出养乎心灵应当抓住最重要、最根本的，“先立其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那么，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孟子认为在所有的事情中，事亲为大；在所有要守护的事情中，守身为大。这里的守身更强调对人的本质属性仁义礼智之心的养护。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5]（《论语·学而》）只有养护自己的四端之心，让仁义礼智实现出来，人的本分才能得以实现，人才有能力爱父母、爱家人。如果一个人不能以守身为本，心性被堵塞，仁义之心不能显现，那么孝弟之行也不能实现。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修养善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求利的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少，那么即使善心有些丧失，也是很少的；一个人求利的欲望多，那么即使善心有所保存，也一定是很少的。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16]（《道德经》第十二章）所有外在的诱惑，都会扰乱心智，让心灵不得宁静。

孟子认为，要养护心灵，不仅要寡欲，还要存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心中强大而又力量的正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它可以抵御邪念，战胜邪恶。孟子强调浩然之气的培养需要三个条件：其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养料是公义、正直，只有用持续性的仁义德行才能让其生成，只是偶尔的仁义行为是无法培养浩然之气的。其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只要做出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浩然之气就会受到伤害，就会变得没有力量。其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公孙丑上》）要培养这种浩然之气，就要落实在具体的仁义礼智的事情上，但不要有功利性的特定目的。要时时刻刻惦记它的长养，但是也不能违背规律去帮助它生长。因此，只有常常养心寡欲，存养浩然之气，内心才会获得自得、充实与安宁。

第二，居仁由义，反身而诚。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孟子发挥《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7]的思想，指出能够充分发挥四端之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仁义礼智。能够认知人的本性，就是可以了解天的道理。因为“天命之谓性”（《中庸》），人性就是天所赋予的。能够保守自己的四端之心，修养人的本性，就可以为天做事。无论寿命长短，都会一心一意地以修身为本，这才是一个人生命应该立足的基点。

孟子提出，仁是人安宁平安的居所，而义是人应当行走的道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居所环境对于人的身体与气质都会产生影响：“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上》）而选择心灵的居所对于人的德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因此，居仁行义是解忧得安的一种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居仁行义呢？

   孟子认为要从终身慕父母开始：“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万章上》）孟子之所以强调舜五十慕父母，是强调舜爱慕父母的初心始终不变。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尽心上》），爱父母是孩童的良知良能，这种爱是天然的本能，也是未经过后天污染与教化的仁爱初心。但是人长大以后开始有各种各种的追求，对父母的需要也越来越少，对父母的爱也越来越淡。但随着父母的老去，他们就越来越需要孩子对他们的爱。孟子之所以强调“终身慕父母”，就是要让人们不要忘了仁爱的初心，因为这种爱是良知良能的开始，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模式是一切仁爱关系的原型。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爱父母，那么他也能够把并且把这种爱的力量推扩到他人与社会之中，那么仁爱之心就能不断扩充。“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仁爱之心能够源源不断地发挥爱的力量，那么人就会心安，就不会忧虑。

孟子认为，在扩充四端之心的同事，“反身而诚”也是解忧的一种方式。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孟子继续子思“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18]（《中庸》）的思想，把诚性作为人固有的属性，并且把诚性具体化为仁义礼智的良知良能。他认为，人只要能够反求诸己，把内在的诚性发挥，不断扩充四端之心，不断行仁义，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孟子把仁爱行为比作射箭：“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只有射箭手的技术足够娴熟精准，箭才能正中把心。如果射箭不中，只能怪自己技术不精，不能责怪别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对别人足够仁爱，足够有礼义，但还是不能得到别人的回敬的时候，就应该多反省自己是否做得充分，不应该责怪别人。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即使是别人犯了过错，也应该以宽恕为上。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这一思想是对孔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推进。

第三，推行仁政，安社稷百姓。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孟子指出，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证，而单方面强调百姓有礼义之行，是违背人性的：“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忽视百姓的根本利益，就是失去民心，从而失去政权的合法性：“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因此强调推行仁政，以百姓为贵，使民富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孟子强调以义为上。“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孟子还强调一个良序的社会，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福祉。“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由此可见，只有建立一个安定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效法尧舜，实现仁义之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孟子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呼吁人们停止战争与杀戮，停止对于财富、权力、美色的争夺，因为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争夺与战争只能让世界越变越坏。孟子提醒世人看清人本身固有的人卓越品性，说明人区别于禽兽的生命使命就是实现仁义礼智。他告诫人们生命中最应关心、忧虑的事情就是四端之心的不能扩充，不能成为尧舜；而生命中最为“自得”、“充实”、“放心”的事情就是发挥仁义礼智，活出尧舜的样子，让江山昌明、国泰民安。孟子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强调的是人的一生要持续不断地实行仁义，充分完成生命的的使命，死后才能心安快乐。孟子以仁为安，以不仁为忧的思想，对当代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忙碌与焦虑是当代人的症候，人们都在为财富、权力与名利不断奋斗，但却忘了人的根本使命不是成为满足欲望的的机器，而是像尧舜一样，实践仁义礼智，活出属于人的尊严与荣耀。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2]对于“忧”与“患”的区分，也体现在《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司马牛把自己没有兄弟，不能修养孝弟之道叫做“忧”，但子夏认为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孝弟之道无处不可以学习与修行，所以不把司马牛无兄弟的事情叫为“忧”，而是叫做“患”，意外强调无兄弟并不是司马牛最应当担心、忧虑的事情。

[3]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安，静也。从女在宀下”；“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尔雅·释诂下》：“安，定也。”《玉篇》：“安，安定也。”五代时人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言：“安，止也。从女在宀中。”清人段玉裁改“静”为“竫”，谓“此与宁同意”。可见，“安”字的意思是安全、安宁、安定、安心、安顿。《论语》中也有多处提到“安”。比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论语•阳货》）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4]（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朱子云：“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以后五者为命。”

[5]（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8页。

[6] （清）焦循：《孟子正义》，第558-559页。

[7]（清）焦循：《孟子正义》，第559页。

[8]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1页。

[9]（清）焦循：《孟子正义》，第903页。

[10]（清）焦循：《孟子正义》，第903页。

[11]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页。

[13]（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2页。

[14]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226页。

[15]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0-13页。

[16]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46页。

[17]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135页。

[18]来可鸿：《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第230页。

 

作者：李慧子，哲学博士，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与东洋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