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学科置换推动,孟子学由地位尊崇到逐步解体,迈向多元化,呈现出四个向度的转型:学科范式经历了由经学到子学,由子学到文、史、哲现代分科的递嬗;研究模式由经学时代的义理、考据转换为现代的方法多元;中西关系方面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研究重心由传统时代的“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与“外王”的双重关注。然而,孟子学现代转型所产生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孟子学一旦进入学科化体系,易陷入专业隔阂的困境,应改进学科建制,重建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上融新旧于一体,既要继承传统的义理、考据等解经方法,又要借鉴现代多元方法;援西入孟应维护孟子学底色,避免西学化的格义与解剖。因此,在研究中应将此四个维度融为一体,架构起纵横交织的立体解读框架,从而深入挖掘孟子思想内涵,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孟子学转型;经学解体;方法多元;中西会通

 

“孟子学”指的是针对孟子思想及《孟子》文献展开研究阐释而形成的学问。两千多年来,古今学人对孟子其人或《孟子》其书展开了多个向度的诠释研究,在解读孟子中发掘其精神资源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推动孟子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20世纪之前,《孟子》作为经学,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而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引领百家的功用。然而进入清季(严格上说应是始自1895年),孟子学的诠释从清代高峰开始回落,而且存在方式亦呈现出新的转变:《孟子》经学历经清代朴学鼎盛时期之考据训诂,至道咸以降转而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尤其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由地位尊崇而逐渐式微,并趋向解体1。具体来讲,1905年废除科举,《孟子》由法定经学降至修身之学。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2。教育部于1922年采用美国教育模式,颁布壬戌学制,进一步取消读经教育。自此之后,《孟子》在传统文化学术中的崇高地位已不复存在,开始在多元现代存在方式中寻求庇护场所。

 

进入现代坐标体系视域中的孟子学,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知识界、思想界各领域学者持久、广泛、深入的梳理汇总和分析考察,使其呈现出广泛性、综合性与复杂性诸特征。并且,孟子学研究在多个维度和经学与西学、传统性与现代性、学派性与地域性等问题密切相关,这大大超出孟子学本来的范畴,对儒学史、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学界重点关注。综观后经学语境中的孟子学研究,既有对传统学术路径的因循,亦有接受现代西方研究模式之后的创新,形成蔚为壮观的孟子学发展流变史,并呈现出孟子学研究的内在学术进路与变迁规律。

 

一、从经学到子学及由子学到文、史、哲的递嬗

 

在传统时代,《孟子》作为经学典籍之一,既是价值理论的支撑,同时亦是知识体系的主干。然而随着西学的冲击与清末政治的影响,《孟子》经学逐渐式微,并逐步解体。进入后经学时代,孟子学经历了存在方式的彻底转换,在学科范式方面由经学降而为子学,裂变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支,并进一步进入文、史、哲现代学科体系之中。当然,如果将孟子学之转型置入近代以来思想史之中,此转换不过是学术史上学科门类变迁历程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即《孟子》从传统时代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四部之首”向现代多元独立的“七科之学”的置换。并且,孟子学的这种转换,与其说是主动的转变,不如说是学术形式转变后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一旦失去传统学制的庇护,经学为防止被现代学术所抛弃,避免从历史舞台“退场”的风险,只能寻求新的存在场所,将其内容纳入不同的领域之中,以现代学科体系作为坐标来考量自身的发展。通过学科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转换,从而恢复“在场”的机会。当然,这种身份置换虽然颠覆了传统经学的权威地位,但突破了经学的严格的条条框框,可赋予诠释者更多的解释主动性。

 

进入现代学术坐标体系之中,孟子学在文学、文献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中皆有体现,但都只能在某个层面展开解读,无法取得相对稳定的学术地位。孟子学被完整保留下来的是历史学与哲学。其中,历史学成为孟子学最早的栖身之所。从《孟子》经典本身来看,该文献中蕴含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保留了重要的史学知识,此学术资料亦是先秦儒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选择将史学作为其接受学科化洗礼的最初载体,从而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史学化转型,《孟子》则由思想变为思想史,由经学变为经学史,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孟子学的存在前景。景海峰指出:“五四时代的学术转型和学科化知识形式的确立,历史学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化过程中,科学的使命是由历史学来协作完成的。史学的准科学身份之荣耀,无疑成为传统文化最好的避风港,儒学碎片纷来凑泊,这是极合情理的事。”3这一时期孟子学的境遇即是如此。

 

孟子学被纳入史学体系并非始自民国。早在乾嘉考据学达到顶峰的时期,章学诚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其理论依据便是《孟子》文献中包含有丰富的史料,由此证明“六经皆史料”。章学诚的观点在当时及之后引起激烈纷争,有学人称之为夷经于史,或尊史抑经。进入20世纪,随着经学解体而转变为经学史或者思想史,《孟子》转换为史学已顺理成章。在孟子学史学化的变迁中,章太炎与章学诚观点一致,持“六经皆史”的论断,批判孟子地位名不副实,剥夺其“亚圣”称号,通过“黜孟尊荀”将孟子从亚圣拉回诸子,以平等的视角来分判和评价孟子与诸子。并从史料学的脉络考证孟子,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学开始沦为经学史,开孟子学转型之先河4。

 

章太炎之后,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开展“整理国故”运动,提出针对儒学史料的十六字方针:“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国故”一词由章太炎首倡,顾颉刚即谓“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5。胡适继承了章太炎的史料整理思想而开展儒学批判,如钱穆曾称:“适之归国,讲学北大,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中观点及取材,颇多采自太炎之《国故论衡》。”6胡适对包括《孟子》在内的所有儒家经典都采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分判“国粹”与“国渣”,从而将《孟子》还原为史料,使之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并进入史学的分科体系之中。

 

史学化脉络是孟子学现代转型最初的路向。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潮流中,曾居独尊地位的经学纷纷裂变为多元中的一支,孟子学同样难逃此命运。周予同曾谓“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亟待开展7。客观而论,经学史学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孟子》史料的发现与保存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孟子》史料学研究中,保存了大量先秦儒学史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史学化脉络带来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因为被单纯视为史料,孟子学便失去生命的活力,成为被整理的碎片化历史文献。正如陈壁生所评论云:“肇启于章太炎,完成于胡适之的现代学术,行至今日,已近百载。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百年,也是经学瓦解、溃败乃至消亡的一百年”8。

 

《孟子》材料化的史学路径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孟子是与生生世界共同存在的生命学问,而《孟子》的哲学化路向则突出了孟子天人性命之学的本质,即孟子学只有在哲学概念的义理阐释和创造性发挥中才能显示出生机。这种哲学化的努力从现代新儒家学者开始:熊十力借鉴西方的本体论,吸纳佛学的法相唯识宗,回到孟子与易学之中,以“仁心”做本体,致力于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体系的建构预示着哲学化路径的发轫。景海峰指出:“熊十力对‘宗经之儒’的肯定,把经学现代转化的焦点转移到了思想性的层面,为儒学传统的哲学化叙述拓展了地盘。”9熊十力之后,梁漱溟、钱穆等第一代新儒家皆依此路径展开,基于孟子的心学特质,重建心性形而上学,推动内圣之学的现代转换。在此路径下,孟子心性论可以作为新儒家开新的依据,诸如性与理合一、内圣与外王、本体与工夫等,在中国哲学生命体系下来重构新儒学10。

 

哲学化路向的研究模式被第二代新儒家学者继承与发扬。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怀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忧患意识,在以承继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动下,以孟子心性之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完成哲学的学科转型。第三代新儒家依然肩负起哲学诠释的重任,其所沿袭自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脉络一直是孟子学进入现代学科之后的主流范式。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孟子学研究,像杨泽波、李明辉、袁宝新等人的孟子学阐释依然是哲学路径的诠释。

 

与史学路向的研究模式相比,哲学化的路向避免了孟子学被实证方法史料化的命运,恢复了孟子生命学问的本质,延续了后经学时代儒学的艰难存在顽强成长。诚然,不管是进入史学还是哲学,孟子学在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学科转型中保留了与世界共在的机会,同时新的存在方式使处于现代学科坐标体系之中的孟子学与思想史发展交融在一起,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和学术变迁的复杂历程,拓展了孟子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但是,进入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孟子学诠释亦存在着诸多不足与弊端:

 

首先,经师消失带来经学解读话语权的失范11。在经学时代,经学既是价值信仰体系,同时亦是学术知识的主体。国家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有专业的经师培育体系,经师根据严格的师承与深厚的学养掌握经学解读的话语权,阐发孟子学主旨,推动儒家思想发展。然而,进入后经学时代,随着经师群体的消失,解经话语权的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缺乏传统时代经学经师的学养基础,孟子学诠释者难免会望文生义,一知半解,更不可能阐发经典的历史性原义及社会性功用。

 

其次,专业化隔阂是经典诠释的主要障碍。在经学时代,所有教育都是跨越文史哲的通才教育,其内容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义理等多个层面。而一旦进入跨学科体系之后,各学科必然面临着知识的隔膜,诠释者在自己学科内部自言自语,闭门造车:文学专业将经典置入文学理论体系之中,缺乏史学宏观背景和哲学理论深度;哲学专业以义理阐释为主,缺乏基本的文字、音韵等小学基础,只能进行空洞的理论建构,难免会造成对《孟子》的任意曲解和主观发挥;史学诠释者将孟子置入思想史的脉络之下,由于缺乏思辨理性的创造能力,使得经典解读沦为碎片化考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学科化转型与其说是“调适上遂”,不如说是“削足适履”。不打破学科局限,就不可能培育文史兼通的大家。

 

鉴于学科隔阂造成的诠释障碍,如何摆脱分科藩篱造成的学术弊端?徐庆文建议在现有学科体系内部进行分层级诠释,将经典解读的过程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层次递进的模式:以文学与史学解释为基础层次,主要涉及语言、文字、思想史等层面;学者经过前两个阶段的解读可以上升到第三层次即哲学层面,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建构与创造发挥,这也是对文学与史学诠释的提升12。此建议实际上是借鉴传统经学解读中的文献考据以及义理阐释,在当前学科分化未能改变的前提下不失为一积极的尝试。除分层式解读之外,亦有学者建议打破现存学科体系,恢复传统经学,或建构国学、儒学等类似西方古典学的一级学科,综合运用跨学科阐述方式来系统诠释经典,使孟子学从根本上焕发出活力。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传统经学的创造性转化,体认经学的现代价值,如李学勤所言:“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13。学界提出跨学科的方式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可突破学科障碍,培养精通文、史、哲的诠释通才,从体制上解决经典的存在合法性,使孟子思想恢复生命学问的本质。

 

当然,重建经学或建构古典学、国学、儒学一级学科的倡议在当前学科体系之中能否可行及如何推行亦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当前的教育体系已长期运行,形成了程序稳定的框架,一旦大规模调整,是否会引起错乱,这在实践中有待观察。并且,重建学科属于知识体系的调整,如何在现代坐标体系中与世界学术接轨亦应考虑。此问题关涉到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下中国焕发生机,学界应对此予以重视,不应仅仅理解为“标新立异”或者“另起炉灶”。正如景海峰所指出:“建设国学学科首先要正视当下的社会环境、知识状态和教育体制,理性地分析其中的学科障碍问题所在、矛盾所在和症结,从而寻求突破的可能路径。”14诚为卓识。

 

二、从传统的义理、考据到现代的方法多元

 

《孟子》伴随着由“四部之首”向“七科之学”的转型,孟子学研究方式亦经历了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向现代方法多元的转换。经学时代,《孟子》作为十三经之一,形成了一整套解读体系和致思路经。经学诠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和体例,严守经学宗旨,严禁质疑其真实性与权威性,只能以之为蓝本进行解读。这样,两千年来的孟子学基本呈现为或是对《孟子》作文字训诂、名物考辨、章句注疏,或是围绕《孟子》的系列命题概念等进行义理阐释。

 

进入现代分科体系之后,孟子学成为纯粹的知识化学术,诠释者可一视同仁地对待传统经典,用科学手段和理性态度对经典进行研究探索。同时,多元现代学术方法如心理学、逻辑分析、存在主义、诠释学等也被运用到孟子学研究领域。

 

清末民初,新方法开始进入孟子学研究领域,但规模有限。五四之后,运用现代研究方法研究《孟子》蔚然成风,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胡适融合理学、朴学、进化论、实用主义,形成一整套的科学主义哲学方法论,且将之视为“以一御万”的金钥匙,用来解析整个中国哲学。受胡适的方法论哲学的影响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各种西方新方法纷至沓来,其中一些方法还成为影响深远的主流研究方式。如运用逻辑方法,用现代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来分析孟子的思想内涵;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存在出发分析孟子思想的社会意识,以阶级立场出发分判孟子的阶级属性,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分析孟子的哲学思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孟子学研究的复苏、成长与成熟,诠释学、存在主义等现代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这些新的方法作为“他山之石”为孟子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拓展了研究视域,提升了研究层次。

 

当然,在借鉴新方法解读《孟子》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的方法切实可行,有的方法则效果不彰。以古史辨派为例,顾颉刚等人借鉴“历史演进法”、“移置法”、“史迹的整理”等多种新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孟子》中所提到的尧舜事迹、上古之制、先王之法、禅让制等典故是历史演进过程中杜撰出来的,并非上古信史。古史辨派以疑古的考证方式对待《孟子》与儒家,实是近代疑古之风的一种延续,与当时“整理国故”等思潮同属于科学主义的一种路径。

 

相对于古史辨派纯粹客观化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的新方法借鉴较为中肯与合理,其中诠释学就是典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借鉴哲学诠释学方法重新诠释儒学,使儒家经典重新焕发出生机。儒家诠释学概念最初由傅伟勋提出,成中英、汤一介等人亦有相关论述,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思想源泉,儒学史上就有系统而完善的经学注疏传统,结合西方诠释学解释经学可推动建构“中国诠释学”。黄俊杰的孟学诠释学正是在此学术潮流中应运而生,其以诠释学思想为契入点,以历代释孟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儒学史上的注孟、阐孟、释孟或非孟、排孟,揭示其纵向的学术史规律和横向的个案特征,尝试建立中国孟子学诠释学。并以中国孟学诠释学为依据,拓展研究范围,把日韩的孟子学注疏涵盖进来,将之视为一有机的整体,建立“东亚孟学诠释学”。

 

纵观孟子学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型,对于经典解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合理而恰当的新方法、新观念可为孟子学研究提供新的、多元的视角,打开新的局面。当然,我们亦不可忽视新研究方法引进后产生的新问题。研究方法的新与旧不应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只是中立的事实陈述。并非“新”就是正确,而“旧”亦不意味着落后与保守。20世纪孟子学的发展现实表明,层出不穷新方法的引入未必能对孟子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其实,经学时代的义理与考据的方法虽有所衰落,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分化到新的方式中去了。因此,有些新方法未必新,只不过是传统方法的改头换面而已。比如,哲学脉络的孟子学研究在传承经学的义理阐释,文献学的研究延续了考据的方法,实证主义方法其实承续了清代乾嘉考据的精神,疑古学派的新观点不出宋代的疑经思潮等,即是明证。

 

鉴于此,学界应该正确对待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研究方法,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在有机统一的脉络中把握新旧方法的各自特点:一方面要继承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解经方法,用义理、考据等方法展开对《孟子》的解读;另一方面借鉴现代的新方法亦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其实,近代以来的孟子学研究都是新旧兼采的,新方法往往与传统中的义理、考据结合在一起。如现代新儒家借鉴逻辑方法、本体论与传统的义理阐释对孟子进行哲学体系的创构,国故整理中的实证方法中也渗透着传统考据的求实精神。因此,应当在批判继承中有所创新,融新旧于一体,超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割裂,从而对孟子进行合理而公允的评价15。

三、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超越中西”

 

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孟子学研究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超越中西”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西学东渐”。清末民初,学界对孟子的研究处于接纳西学的阶段。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呈土崩瓦解之势,民族与文化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如何应付和接纳西学的挑战,以及在西学的框架下来开展儒家经典诠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而另一方面,经学在清末并未完全解体,尚保留部分的解经话语权。清末民初的孟子学研究便是在经学与西学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展开的,这种以西释中的学术思潮与时代主题相应,即孟子学的展开基本上以西学为旨归,亦可称之为“西学化经学”。

 

清末民初,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经学功底深厚,且接触大量西学,常常引用西学来解读孟子。以《孟子微》为例,康有为以孟子作为中西会通点,以春秋三世比附进化论,将西方民主制中的议院制、政党、宪政等思想通过孟子的民本观而予以呈现,认为通过挖掘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能够保证民权而制约专制16。尽管康有为这种以儒学比附西学的嫁接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尝试融合中西的努力与探索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开现代孟子学研究之先河。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采用西学的某种理论来解读孟子。

 

当时思想界西学化经学的解读模式较为普遍,这种嫁接与格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与风格。有人指出这种比对研究是一种简单的格义而非系统的有机融通,甚至认为西学视域下的诠释就是一种对孟子思想的机械解剖。诚然,这种解剖式的以西释中是不可取的,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但在尝试会通中西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此一援西入儒的范式为之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扬。

 

第二阶段,“中西会通”。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孟子学研究处于简单化的“以西释中”的初级阶段,那么到现代新儒家群体出现后已经超越了清末民初的嫁接与格义,通过对西学的咀嚼、消化,然后进行创造性回应,从理论建构的高度实现了中西会通。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的孟子学研究中都渗透着对西学积极的回应。比如熊十力的本体论受西方哲学的启发,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则是基于孟子的良知良能,并摄取与融合泰州学派自然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而提出的一种理论。

 

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理论创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西学并构建儒家形而上学。牟宗三立足于孟子学,融摄中西,通过吸纳康德的“德福一致”观,建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重铸圆融一致的圆善论。唐君毅通过引入本体论,借鉴美学的方法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席勒美学来探讨本体论中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借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来证实心之本体的存在,由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领悟到道德的本质即是现实的解放17,最终回归孟子心学,以之为立足点建构了“心通九境”儒家形上学本体论。

 

第三阶段,回归儒学,超越中西。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孟子学研究延续之前的中西比较与融通,吸纳现象学、诠释学进行研究,但基本上还处于新儒家研究的框架之中。大陆的孟子学研究经过80、90年代的学术回归,开始关注孟子生命之学的本身概念,经历了复苏、成长到成熟的历程。此阶段的孟子学研究对待西学已经超越了前两个阶段的“西学东渐”和“中西会通”境界,不再是第一阶段简单被动的回应,抑或第二阶段积极的吸收融贯,而是在主动对话的基础上创造发挥,即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回到儒学,创造儒学,然后再影响西方,从而“中学西进”。此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孟子学研究已不再止步于诠释,而是视孟子思想为儒家哲学的重要代表,品味其与时代精神的互动。此意味着孟子学研究超越了儒家形上、形下的二元割裂,回到更为本源的“共同存在”,即在“存在”的视域中建构儒家思想体系。此种建构意味着传统以孟子心学为基础的儒家形而上学的解构,如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通过中西比较建构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还是属于道德形上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是阳明心学的现代延续,并未超出宋明理学的视域。而新时代孟子学诠释则回到生活本源之中,在本源层级上进行多个维度的创造发挥,近年来像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后新儒学、现象学儒学等即是典型的儒学新形态。以“生活儒学”为例,黄玉顺经由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与融通,打破了儒学形上与形下世界二元的窠臼,回到生活本源之中,以生活世界的仁爱情感为本源建构了生活儒学,其架构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如果以黄玉顺生活儒学为框架来理解孟子,必须进入“生活-存在”之中,此视域是由生活世界的情感作为本源,此本源先于主体性而存在,由“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生活世界的情感作为本源,产生孟子的“仁”,然后以此“仁”为根基建立“仁→利→知→义→智→礼→乐”的完整体系18。

 

二是孟子学研究视域迈向国际化。孟子学研究在此阶段的成就突破了局限在中国的地域性特征,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关注,将影响扩大至东亚与世界的范围。安乐哲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的差异来分析孟子学,反对将“性”诠释为一固定的现成存在,而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孟子之“性”,认为“性”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能够通过个人修身工夫来培育与成长。其他海外学者诸如杜维明、成中英、信广来等人对孟子学研究也有创造性见解,推动着孟子学研究向全球化迈进。

 

首先,孟子思想作为生命之学问,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体,各部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孟子学与西学的会通应该着眼于内在逻辑的融通,从孟子生命学问底色出发来会通或超越中西,尽量避免西学化之机械格义与解剖。在早期中西交流阶段,孟子学诠释者完全以西学为出发点,以西方的某种方法论为出发点来裁断孟子学的存在价值,动辄以西学为评判的准绳,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失去自我话语权,难以客观地审视孟学的思想价值。正如杨泽波所指出的,20世纪初期孟子学研究中处处存在着西学化的影响,倾向于借助西方方法与思想对孟子进行格义,以西方现代的某种概念为参照来审视孟子思想,没有从孟子内在学问出发吸纳西学,百年来的孟子学研究经历了逐步走出西学化的发展历程19。

 

其次,孟子学的诠释应该与思想体系建构融为一体。除现代新儒家之外,20世纪的部分研究没有把孟子融入进其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去。如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借鉴西学方法论来对孟子文献展开材料考据,但对于孟子的思想研究不足,未能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探索孟子思想的现代性价值。相对来说,现代新儒家以及近些年的内地孟子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以孟子作为古今中西的会通点,通过发现和挖掘孟子思想具有现代性的因子,以之为基础兼收并蓄吸纳西方思想,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再次,就《孟子》经典来说,从西汉列为传记博士开始被重视,到宋代进入经学之列,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重大。但经典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具有永恒性价值,而是其潜藏着值得探索和挖掘的精神资源。其中蕴含的价值需要与不同时代的生活世界发生联系、交往来产生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吸纳异质思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换言之,《孟子》作为经典有一个不断持续吸收新思想以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的结果。即《孟子》从来就不是一种固定的形态,它是处于发展中持续更新的生命,如果没有新思想的融合,只可能面临“退场”的结局。因此,《孟子》必须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纳新的文化资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注入新的生命,从而与生生世界共同存在。

 

四、从“内圣”为主到“内圣”、“外王”的双重关注

 

近代之前,两千年来的《孟子》诠释,主要集中于内圣方面。尤其从唐代的韩愈、李翱开始以孟子为宗,发宋明内圣之学的先声。宋代早期,从程颢开始有心学的端倪,此后到陆象山的“心即理”,至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终于把孟子的心学推向高峰。而孟子研究的外王学却一直隐而未彰,在中国思想史上仅有赵岐之《孟子注》、林慎思的《续孟子》、王安石的《孟子解》涉及外王学,可谓关注者寥寥。而自清末民初以来,孟子学研究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从以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外王的双重关注。

 

对外王学的新探索,是孟子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清末民初,维新派等学者将现代性政治理念赋予《孟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用西方政治哲学来诠释《孟子》,从《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开出民主制度,将孟子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诠释为西方的现代选举制度,同时与儒家的理想大同社会的“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相吻合。与维新派相比,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在《孟子》外王学方面的探索亦着墨较多。刘师培引入西方的“民约论”来比附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之引申为现代民权思想。刘氏强调执政者应摆脱传统的尊卑观念,君民只是客与主之关系,人民掌握君主的任免与罢黜,君民之间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价值关怀,更重要的是应该限制君权。同时,还指出政府是介于君民之间的枢纽,功能非同小可,人民通过现代政治制度直接选举政府,而通过政府来任用和罢黜君主,人民与政府之间为直接关系,人民与君主之间为间接关系。“政府者,受人民直接监督者也;君主者,受人民间接监督者也”20。

 

整体来讲,清末民初的经学家经由政治制度的建构来发掘《孟子》义理,在孟子学诠释史上是一重大的转折,此为近代孟子学的新路向,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此阶段的外王学用儒家民本来比附现代民主,属于外王学的探索尝试而已,在实践中有值得商榷与提升之处。

 

相较于清末民初经学家的初级阶段的外王学探索,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对孟子政治哲学的挖掘较为充分。徐复观在对儒学的现代诠释中,孟子政治哲学是其关注的重点。徐复观高度评价孟子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高扬人民主体论,所谓王道政治即是以人民为主的执政精神,而高扬人民主体就是推动政治重心从统治阶级向普通民众转移,并以人民利益作为政治措施得失之关键,这也是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

 

近代以来,孟子的内圣学脉络依然是学界研究的主流,为20世纪学者所遵循,从熊十力的本体论到牟宗三的圆善论,再到唐君毅的“心通九境”,都发挥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尤其是近年来杨泽波的性善论研究以及由郭店楚简出土文献掀起的研究热潮都延续着内圣之学的思想脉络。而孟子学研究重心的现代转型,既是孟子学在现代世界切入当下生活之必须,同时亦是孟子学生命学问重新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21。因此,孟子学研究在挖掘孟子内圣之学的同时,亦关注孟子外王学的探索,儒家的内圣与外王应该合一。儒学应吸纳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推动儒家政治哲学创新转型。

 

孟子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儒学的现代性转换是必须关注的重点。其实,从清末开始,中国人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激进派皆认为儒学与《孟子》属于专制时代的思想理论,与现代社会不可兼容。究其实而言,这种观点是对孟子的误解,即儒学与现代性的二元割裂。实言之,孟子思想中具有现代性因子,其否定专制的民主精神和平等意识,是内源性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儒家外王学主要围绕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展开讨论,如何接纳与完善民主制度亦是孟子学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而孟学研究的关键是如何以内圣为基础开出民主的新外王,这意味着当下儒家如何坚守在不抛弃心性学为前提的情况下,慧命相续,推陈出新,拓宽孟子学的研究视域,赋予孟子现代政治民主以外王精神,完成儒学现代理念体系建构,重建新儒学。

 

五、结语

 

纵观近代以来孟子学的发展轨迹与变化历程,学界展开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孟子学所展示的复杂形态以及存在方式变迁既有西学东渐的学术外缘,亦有孟子学本身的内在变化。以上从学科范式、路径方法、中西比较、研究重心四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以来孟子学研究的转型路向。此四个向度并非平面的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各层面熔铸为一体,纵横交织、多层复合的立体结构。其中第一个路向,即经学解体,迈向文史哲学科坐标体系之中是整个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基础,学科范式的变迁决定了其他三个向度转型的学理基础。因此,重建跨学科体系或在现有学科体系内部进行分层级诠释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其关系到如何借鉴现代研究方法和如何援西入儒,重建儒学等相关领域。而第二个向度之研究方法和第三个向度之中西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因为现代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借鉴而来。而这两个向度是孟子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保障,现代学术不能抛开现代西方思想而自话自说,而是与世界“共在”,通过兼收并蓄吸纳西方思想,加以咀嚼、消化,然后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第四个向度是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学术目标与未来趋势。前三个向度所经历的转向为研究趋势奠定基础,第四个向度承前启后,一方面,延续了前代孟子学的既有成果,即承接心性之学的旧有;另一方面,迈向了现代孟子学的崭新阶段,即启开慧命更生的新途,并将近代以来孟子学转型融入两千多年的孟子学研究宏观视域之中,成为其有机的一环。因此,孟子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势必会影响到其他三个路向如何对近代以来的研究现状进行全景式揭示,同时还关涉到未来孟子学研究如何协调发展。

 

要言之,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四个层面是一有机的整体,其内在结构性、协调性、整体性交融在一起,共同展现了近代以来的孟子学变迁的宏观图景。而梳理孟子学变迁发展逻辑,分析现代学术坐标下的得失,有助于考察其现代转型的发生机制,从而推动孟子学的现代转型,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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