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太祖誓碑在宋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核心内容为“不杀士大夫”。其文献地图由两组史料构成：第一组为直接证明材料。目前所见南宋时期直接叙述宋太祖誓碑的现存史料有七条，其中，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陆游本《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宋代以后，以《宋史》、王夫之《宋论》为代表，直接认同誓碑的存在。第二组为间接证明材料。包括程颐以及邵雍祖孙三代在内，以间接方式佐证了宋太祖誓碑的存在；宋代以后，以《宋史》、顾炎武《日知录》为代表，延续了这一言说方式。这两组材料，尤其是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有可能确证宋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亦与“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927—976）立国不久，订立誓约三条，核心内容又为“不杀士大夫”，并刻于石碑，藏于密室，极尽保密之能事，以致外人不详其情。此碑史称宋太祖誓碑或宋太祖誓约。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1905—1942）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最先质疑誓碑的真实性：“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也。”同时又有保留地说：“太庙藏约，而有待于徽宗传语高宗，则甚为秘密可知。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唯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i]20世纪80年代中期，杜文玉的《宋太祖誓碑质疑》断言：“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ii]徐规（1920—2010）的《宋太祖誓约辨析》指出：“宋太祖曾在太庙中立有誓碑及其所称太祖誓约的三条内容，这是他们沿袭曹勋所传徽宗寄语加以繁衍而成的，大部不足凭信。”同时也说：“这个藏于太庙的宋太祖誓约是否真有其事，当可作进一步的研究。然宋代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即以文臣驾驭武将，优待士大夫，不轻率加以诛杀，确为事实。”[iii]以上三文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篇学术专论中较有影响者[iv]，但它们均篇幅短小，未能容纳丰富乃至必要的史料。所幸“宋太祖不杀大臣”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v]，2010年又出现多篇有分量的专论[vi]。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相关研究动态，并从直接、间接两组证明材料的角度，勾勒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以期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这桩宋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公案。
一、从“引文安全”说起
近人丁传靖（1870—1930）依据宋、元、明、清五百多种著述，摘录宋代六百余人的史料，裒辑排列而成《宋人轶事汇编》。其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并于1958年重印，但当时印数不多，且仅有断句，阅读不便，因而，中华书局重加标点，并改正若干明显错字，于1981年再度刊行[vii]。该书卷1《太祖》有云：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避暑漫抄》）[viii]
德富基金会、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朱子文集》，知名学者余英时应邀作序，因该序长达十余万言，故以《朱熹的历史世界》单独刊行。之后，经过修订、扩充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由三联书店2004年作为《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之一出版。为了论证“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乃宋代重士的特殊表现，该书上篇第2章抄录了《避暑漫抄》这段文字，接着自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节引。按：丁氏书目以《避暑漫抄》为叶梦得所著。承西安林乐昌先生远道辗转相告，此书旧题撰人是陆游，见《中国图书综录》所列各种丛书本。附此志谢。”[ix]
《宋人轶事汇编》下册附有《引用书目》，云《避暑漫抄》为叶梦得(1077—1148)所著[x]。杜文玉质疑宋太祖誓碑的文章，开篇即说“据叶梦得《避署漫抄》……”，“暑”字又误排为“署”[xi]。尽管作者省略了文献的实际出处，但它显然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连余英时也一度误以为叶梦得著《避暑漫抄》，足见《宋人轶事汇编》的影响之广、之深。其实，中华书局编辑部1980年4月为《宋人轶事汇编》写的《出版说明》早已指出：“此书材料不少为节录，编录时在文字方面也有漏误，读者利用本书时，最好能查对原书，以免讹误。”[xii]遗憾的是，有关引文安全的这一提醒，未能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仅此一点，似乎透露了宋太祖誓碑研究过去很多年内未能长足进展的某种缘由。
二、直接证明材料
张荫麟、徐规倒是以《避暑漫抄》为旧题陆游(1125—1210)所撰，但并未完整地过录全文，仅为节抄，亦未出具版本情况[xiii]。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据明代稗乘本翻印了署名陆游所撰的《避暑漫抄》，不分卷。其辞云：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xiv]
明清时期，跟以上记载大同小异的文本甚多[xv]。陆游本《避暑漫抄》注明所抄资料来源于《秘史》，明代陆楫(1515—1552）的《古今说海》卷125《说纂九·散录三》亦有此说明[xvi]。刘琳、沈治宏编著的《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年版）收录现存宋人典籍4855种、有名氏作者2370人，但无《秘史》一书。假定《避暑漫抄》为南宋文献，那么，依据“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秘史》亦为南宋作品无疑[xvii]。另外，在宋太祖誓碑的现存史料之中，陆游本《避暑漫抄》最为完整。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宋人轶事汇编》本282字，《丛书集成新编》本432字，丁传靖遗漏150字。其所遗漏者，主要有以下三段：
[1] 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
[2] 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
[3] 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王明清（1127—？）亦是南宋人，与陆游同一时代。其《挥麈后录》卷1“太祖誓不杀大臣言官”条指出：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自晋公之后数十年，蔡持正始以吴处厚讦其诗有讥讪语贬新州。又数年，章子厚党论乃兴，一时贤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启此门。元祐间治持正事，二三公不无千虑之一失。使如前代，则奸臣借口，当渫血无穷也。明清尝以此说语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为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xviii]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晚于陆游、王明清，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有云：
初，上皇行至邢、赵之间，金右副元帅宗杰请观打围，遂遣郭药师奏谢。上皇曰：“天时如此，非公之罪。”药师惭而退。燕王俣以绝食薨于庆源境上，敛以马槽，犹露双足。上皇道中苦渴，摘桑椹食之。（此并据曹勋所进《北狩录》。）至真定，入自东门，市人皆哭。过河十余日，谓管干龙德宫、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衬，自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持韦贤妃信，命勋间行诣王。邢夫人亦脱所御金环，使内侍持付勋曰：“为吾白大王，愿如此环，早得相见，并见吾父，为道无恙。”贤妃已下皆哭。上皇又谕勋曰：“如见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又宣谕尝密赐王马价珠犀合子，及王尝启决河灌金人为验。[xix]
陆游本《避暑漫抄》所谓“誓词三行”，如果不计缺少实质内容的第三条“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实则两条。从上引《挥麈后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重点又不是第一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而是第二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转变十分值得注意，盖因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大凡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当然也有例外，如清代学者袁栋（生卒年不详）的《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xx]
陆游、王明清、李心传都提到曹勋(1098—1174[xxi])，上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有夹注“此并据曹勋所进《北狩录》”，那么，曹勋其人其书与宋太祖誓碑究竟有何关联呢？曹勋所进《北狩录》亦即《北狩见闻录》，《四库全书总目》卷51《史部七·杂史类》有云：
宋曹勋撰。勋字功显，阳翟人，宣和五年进士。南渡后官至昭信军节度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首题“保信军承宣使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臣曹勋编次”，盖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时所上。其始于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则以徽宗之入金营，惟勋及姜尧臣、徐中立、丁孚四人得在左右也。所记北行之事，皆与诸书相出入。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末附徽宗轶事四条，亦当时所并上者。纪事大都近实，足以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xxii]
《北狩见闻录》不分卷，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丛书集成新编》第117册收录，前者据两江总督采进本抄录，后者据清代学海类编本翻印，两者文字略有差异。曹勋此书属于最早叙述宋太祖誓碑的文献之一[xxiii]，加上相关内容又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述差异较大，因此，以下来自学海类编本的引文虽然长了些，却极有必要：
燕王以途中乏食薨，时殓以马槽，犹露双足，就寨外焚化。徽庙敕令，人坚欲携行，徽庙止。至晚，徽庙伏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时执兵虏人，亦皆泣下。过洺州，二太子请徽庙看围场。饭后，遣马并紫伞来迎，同行于田野中，看围猎。已而马皆负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庙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药师、张令徽。”既见，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药师独扣马跪奏曰：“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向在燕京，死战数回，力不能胜，遂归金国，有负上皇恩德。”言讫泪下，又再拜。徽庙宣谕曰：“天时人事，理合如此。但当日欠一死耳！”太子曰：“药师煞忠于南朝。”徽庙曰：“药师未尝抗御大兵，而收功过厚，豢养至此，卒贻大祸。”太子曰：“此人不忠于天祚，则必不共于南朝。”徽庙曰：“是，是！”徽庙过河数日，宣谕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众。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泽在民，至深至厚。今虽暂立异姓，终必思宋，不肯归邦昌。幸宽圣念。”又曰：“我梦想不妄，第记此梦。”次日，宣谕臣曰：“我左右惟尔后生健步，又备知我行事。我欲持信寻康王，庶知父母系念于彼，及此行艰难。”勋曰：“仰赖天威，可以伺便冒围而出。愿不辱命，得达圣心。”是晚下程，徽庙出御衣衣衬一领（俗呼背心），拆领，写字于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计九字，复缝如故，付臣勋。又索于懿节皇后，得所戴金日镮子一只（双飞小胡蝶，俗名鬬高飞），云是今上皇帝在藩邸时制，以为的验，及皇太后信，令臣勋见上奏之。诏诰丁宁，且泣且嘱，曰：“无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泪白纱手帕子付臣，曰：“见上，深致我思念泪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语言，气已哽吾颈矣。俟到燕山，尔乃去。”懿节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时传语大王，愿早如此环，遂得相见，并见吾父，幸道无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庙圣训曰：“如见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谋，急举行之，无以予为念。且保守宗庙，洗雪积愤。”又宣谕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xxiv]。故七圣相袭，未尝易辙。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庙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众推戴时，宜速应天顺民，保守取自家宗庙。若不协顺，记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谕，曾密赐上马价、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说，欲决河灌渡河番人等事，以为密验。[xxv]
另外，曹勋《松隐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的第一事为：
臣顷离太上皇帝御前，得圣训曰：“金人迫逐，令拜北塞。我对以朕昔谬与大金结约为兄弟之国，于义无拜礼。今日虽被囚掳，头可断，拜不能设。金人见予不能屈，亦（阙）。然予岂畏死也！归奏但有可清中原之谋，悉举行之，无以予为念，且保守取自家宗庙。”言讫，呜咽，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xxvi]
张希清指出：《进前十事札子》乃建炎元年（1127）所上，《北狩见闻录》乃绍兴十四年（1144）所编，前后相隔17年[xxvii]。此说与前引四库馆臣所谓《北狩见闻录》“盖建炎二年（当为建炎元年）七月初至南京时所上”不合，论者又未出具文献来源，有必要略加考释。
《宋史》卷379《曹勋传》是目前考察曹勋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其辞云：
勋自燕山遁归。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书进入。高宗泣以示辅臣。勋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绍兴五年，除江西兵马副都监，勋以远次为请，改浙东，言者论其不闲武艺，专事请求，竟夺新命。
十一年，兀术遣使议和，授勋成州团练使，副刘光远报之。及淮，遇兀术，遣还，言当遣尊官右职持节而来，盖欲亟和也。勋还，迁忠州防御使。金使萧毅等来，命勋为接伴使。未几，落阶官为容州观察使，充金国报谢副使，召入内殿，帝洒泣，谕以恳请亲族之意。及见金主，正使何铸伏地不能言，勋反覆开谕，金主首肯许还梓宫及太后。勋归，金遣高居安等卫送太后至临安，命勋充接伴使。迁保信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xxviii]
先看《进前十事札子》的写作年代。从绍兴十一年（1141）授成州团练使看“凡九年不得迁秩”，可知曹勋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国东京，奉徽宗由海道归”，时在绍兴三年（1133）左右。《进前十事札子》亦未提及这一建议，因故，依据《宋史》本传，似难断定《进前十事札子》的具体写作年代。再看《北狩见闻录》的编次年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正月至六月》“夏四月”条云，“戊戌，权吏部侍郎陈康伯为报大金贺生辰接伴使，容州观察使、知阁门事曹勋副之。自是岁为例。勋仍以尝将到先朝御笔，及编修接送馆伴例册有劳，迁保信军承宣使”[xxix]；卷153《绍兴十五年正月至六月》“正月”条云，“戊午，保信军承宣使、知阁门事、兼权枢密副都承旨曹勋提举洪州玉隆观，从所请也”[xxx]。加上《宋史》曹勋本传的记述，由四库馆臣所谓“是编首题‘保信军承宣使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臣曹勋编次’”，可断《北狩见闻录》编次于绍兴十四年，而“建炎元年七月初至南京时所上”有误。总之，大体可说《进前十事札子》写作在前，《北狩见闻录》编次在后。
张荫麟指出：“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予所见《北狩见闻录》有二本，一为《学津讨原》本，一为许刻《三朝会编》所引本。二本异文甚多，关于太庙藏约之记载，二本之出入尤甚。”[xxxi]凡《北狩见闻录》单独刊布者，本文均视为同一文献，学津讨原本依此通例。许刻《三朝会编》，亦即南宋徐梦莘(1126—1207)所撰《三朝北盟会编》，内容专记徽宗（赵佶，1082—1135）、钦宗（赵桓，1100—1156）、高宗（赵构，1107—1187）三朝与金国之间的和、战之事。该书卷96至卷100《靖康中帙》为“诸录杂记”，摘录了有关靖康时期（1126—1127）的多家著述；卷98节录了曹勋的《北狩见闻录》，约为全文的1/4，以下为徽宗寄语：
（徽宗）又曰：“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輙易。每念靖康，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要当知而戒焉。”[xxxii]
“言有”之“有”，张荫麟以为：“字不可通，当是官字之讹。”[xxxiii]是故，“誓不诛大臣、言有”，可校订为“誓不诛大臣、言官”。笔者私见，如果不改字而另行标点，亦可断句为“誓不诛大臣，言有违者不祥”。本文暂从张说。
留正（1129—1206）等人所撰的《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也值得注意。该书卷1有云：
上皇过河十余日，谓管干龙德宫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衬，自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又谕勋曰：“如见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xxxiv]
以上抄录的七条资料，均为南宋时期直接证明宋太祖誓碑的作品。它们是否就是南宋时期的全部现存史料，目前难以确证。从中可知，誓碑立于建隆三年（962），亦即“艺祖受命之三年”；具体内容为“誓词三行”，核心诉求又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保密措施严格，直到北宋倒数第二年发生靖康之变（1126），局外人才得以一窥誓碑的真容，而曹勋于南宋初年所撰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先以文字的方式转述了徽宗的寄语。
[i]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杂志》（半月刊）第l卷第7期，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1941年1月出版，第15、16页。按，张文起止页码为第14—18页，首页仅为标题，尾页仅有数行；文章仅一半论宋太祖誓碑，另一半则论政事堂刻石，实为半篇专论。该文后来收入两个同名文集：1.《张荫麟文集》，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56年版，第106—108页；2.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501页。本文引证，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文史杂志》。
[ii]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22页。按，杜文起止页码为第19—22页。
[iii]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91、190页。按，“重文抑武”，原文为“重大抑武”，显系手民之误。徐文起止页码为第190—192页，尾页仅数行。该文收入氏著：《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592页。
[iv]据笔者陋见，从1941年到2010年，70年间，大陆学术界的专题论文不到10篇，有分量者尤少。
[v]参见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19页。
[vi]参见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文史》2010年第3辑（总第92辑），第145—158页；张希清：《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275页。按，以上两文，承蒙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惠赐复印件，特此致谢。刘文所谓“再论”，乃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而言；张文所谓“再论”，乃因曾发表《宋太祖誓约与岳飞之死》，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论文集》第2集（《中原文物》1989年特刊），第127—145页。
[vii]参见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出版说明”。
[viii]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上册，第7—8页。
[ix]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76页；又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3—204页。按，台湾版由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王光松副教授提供复印本，特此致谢。旧题陆游所撰《避暑漫抄》曾收入九种丛书：1.《续百川学海》戊集；2.《古今说海（嘉靖本、道光本、宣统排印本、民国石印本）·说纂部散录家》；3.《历代小史》；4.《说郛》（宛委山堂本）卷39；5.《五朝小说·宋人百家小说偏录家》；6.《五朝小说大观·宋人百家小说偏录家》；7.《说库》；8.《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9.《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图书综录》第2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60—1061页。
[x]参见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下册，“引用书目”第16页。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收录叶梦得《避暑录话》。从书名看，《避暑漫抄》《避暑录话》形似，颇易混淆。
[xi]参见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前揭刊，第19页。按，李峰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的《论北宋“不杀士大夫”》，亦直接援引《宋人轶事汇编》。
[xii]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上册。
[xiii]参见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前揭刊，第15页；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前揭刊，第191页。
[xiv][南宋]陆游：《避暑漫抄》，《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68页。
[xv]参见1. [明]陶宗仪：《说郛》卷39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页；2.[明] 陈汝錡：《甘露园短书》卷6“誓碑”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陈邦瞻刻、清康熙六年（1667）刘愿人重修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7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4页；3.[明] 陈全之：《蓬窗日录》卷5《事纪一》[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祁县知县岳木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0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32页；4. [明] 陆楫：《古今说海》卷125《说纂九·散录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60页；5. [明]李栻：《历代小史》卷22《避暑漫抄》，《历代小史》第9册（商务印书馆辑《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5—6页（各卷分署页码）；6.[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君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6—217页；7.[清]尤侗：《看鉴偶评》卷4 [清康熙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版，第478页；8.[清]袁栋：《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北京图书馆分馆藏清乾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6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77页；9.[清]史梦兰：《全史宫词》，《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30册[清咸丰六年（1856）刻本]，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版，第666页。
[xvi]参见[明]陆楫：《古今说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第60页。
[xvii]刘浦江指出：《避暑漫抄》始见于明代中叶，李栻编《历代小史》最早署名为陆游，但《避暑漫抄》题名陆游绝不可信，涉及宋太祖誓碑的这段文字或许抄自陶宗仪《说郛》；《秘史》“可能是某部宋人野史或笔记的简称，但遍检宋元明书目，却无从找到线索”（参见氏著：《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前揭刊，第150—151页）。此说可资参阅，然本文仍以“陆游《避暑漫抄》引《秘史》”作为南宋文献处理，旨在凸显《秘史》作为最初史源的重要性，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探寻。盖因它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宋太祖誓碑最瓶颈的核心难题，这个瓶颈一旦突破，意味着誓碑的真伪性有可能迎刃而解。另外，史籍提到秦桧（1090—1155）于绍兴十四年(1144)“乞禁野史”。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正月至六月》“夏四月”条：“丁亥，秦桧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楼炤曰：‘上皇圣谕，亦尝报行，天下所共知也。’桧曰：‘近时学者不知体。人谓司马迁作谤书，然《武纪》但尽记时事，岂敢自立议论？’”（[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5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又如，《宋史》卷473《秦桧传》：“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元]脱脱等撰：《宋史》第39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60页）《秘史》是否因此禁毁，待考。又，张希清把本文所谓的直接证明材料分为曹勋系统、《避暑漫抄》系统，并将誓约与誓碑分开来看，认为曹勋系统可证誓约的真实性，《避暑漫抄》系统则未必能够证实誓碑的真实性（参见氏著：《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前揭书，第259—267页）。
[xviii][南宋]王明清撰、田松青校点：《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按，朱三十五丈希真即朱敦儒(1081—1159)。王明清自跋《挥麈后录》亦云：该书“总一百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同上书，第146页）。
[xix][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第127—128页。按，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继统，因故，“建炎元年四月”实为“靖康二年四月”。
[xx] [清]袁栋：《书隐丛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6册，第477页。
[xxi]关于曹勋的生卒年，亦有学者考订其生于1096年、卒于1174年（参见钱建状、王兆鹏：《宋诗人庄绰、郭印、林季仲和曹勋生卒年考辨》，《文献》2004年第1期，第105—106页）。
[xxii][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64页。按，文中“盖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时所上”，“建炎二年”当为“建炎元年”。
[xxiii]有论者认为：“《北狩见闻录》并不如四库馆臣评价的那般真实可信，而是多年后曹勋为自己仕途、名位而处心积虑写就的谄媚之书，那些被馆臣认为价值独到的文字偏偏就是曹勋的编造，特别是关于高宗继统的祯祥更不足为信。”（参见景新强：《曹勋〈北狩见闻录〉质疑——兼辨〈四库提要〉之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0页）
[xxiv]张希清指出：“无论是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还是《北狩见闻录》，所传达的太祖誓约都是‘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根本没有‘用宦官’的内容。”（参见氏著：《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前揭书，第264页）学海类编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北狩见闻录》显然不是如此。
[xxv][南宋]曹勋：《北狩见闻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1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67页。按，又见[南宋]曹勋：《北狩见闻录》，[清]曹溶辑、[清]陶樾增订：《学海类编》第2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107—1108页；此书据清道光晁氏本缩拼影印。又见[南宋]曹勋撰，朱凯、姜汉椿整理：《北狩见闻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常务）主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87页。
[xxvi] [南宋]曹勋：《松隐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3页。按，“亦（阙）”当为“亦止”。
[xxvii]参见张希清：《再论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前揭书，第259—260页。
[xxviii]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33册，第11700—11701页。
[xxix]参见[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6册，第2856页。
[xxx]参见[南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6册，第2888页。
[xxxi]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前揭刊，第15页。标点符号有所校正。
[xxxii]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9页。按，该书将《北狩见闻录》写为《北狩闻见录》。
[xxxiii]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前揭刊，第15页。标点符号有所校正。
[xxxiv][南宋]留正等撰：《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续修四库全书》第3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按，该书又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或《中兴两朝圣政》，《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云：“此书不知编集人姓名。”（参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附录第1853页）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