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它在思想层面上错综复杂，既关联着性情、体用和未发已发，又与朱熹哲学中的本体论、体用论、工夫论和辩证进路息息相关。在朱熹的本体论中，明德是本体实体的能力，性理是本体实体的内容，一者是实体，一者是实有，前者兼动静而为言，二者共同构成宇宙论中“道—理”合一、心性论中“明德—性理”合一的形上学架构。通过揭示动静的不同意涵与旨归，可以深入领会朱熹哲学中本体论、体用论和内外综合的辩证进路，区别于以体摄用、以内为外的绝对主观唯心主义理路。
本体论下的动静
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皆承认本体的无相无形。老子认为，无不是空，无之后有道。但是，儒、道二家论道体有很大差异，道家的道体是“反者道之动”的宇宙世界运作规律；儒家论道体，则重视本体实体层面，如宇宙论中的天地之心、太极，心性论中的明德心体、性体及其道德创化的健动力量，还有本体实有层面广大精微、高明中庸的道、理。本体实体是能力，实有是内容，其作用则呈现为动、静，有、无。
在朱熹的学问理路中，动静具有丰富的意涵，既体现在本体作用层“动静相为”的彼此作用上，还体现在本体实体层“动静相涵”的关系上。静中涵动，动中涵静，这涉及本体实体宇宙论中的太极、理，心性论中心体、性体的动静问题。在本体作用层的动静之后，还有本体的实体与实有。周濂溪说“静无而动有”，朱熹认为，静不是无，只是未形，非因动而后有，因其可见而谓之有。
朱熹在己丑之悟的中和新说中，并未简单地以心之未发为性、为中，心之已发为情、为和。未发静时，唯“无过不及，不偏不倚”谓之中，因此，心之未发仍需一段工夫的涵养，并由此确立朱熹主敬、致知的学问大旨。未发静时，心体流行，耳目口体知觉自然翕张，只是相对于思虑萌动、七情迭起的心之用而为“寂然不动”的心之体。不仅如此，此时“天命之性，体段具焉”，性体既是动之理，也蕴含着“不容已涌现”的自我实现力量。天命之性的周围又有气，唯性能统气，方可谓之“中”。
本体实体层与作用层的体用属于不同层级，实体层的体用以明德心体、性体为体，动静是其发用；作用层的体用以静为体，以动为用。正因如此，未发静时，此心湛然虚明、聪明洞彻的“浑然一性”境界相当于性、理本体而实则不同，正是不可混同本体的作用层与实体层的缘故。
本体兼动静而为言
在朱熹阔大精微的理论体系中，静的含义极为丰富，它不仅是心的未发状态、“一性浑然”境界，也是静坐工夫、闲时时间。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来表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动静相涵”本体。本体并非一个“只存有而不活动”的静体，而是“即存有即活动”、兼动静而为言的实体。在朱熹看来，大本、大道不必说得“张皇”“耸动”，而是可以通过动静来看。静时这个本体便在这里，动时又无不是这个本体在发挥作用。未发静时“浑然一性”的中与体，已发动时“无不中节”的和与用，都是心体、性体在心中不失其主宰。
当思虑未萌、事物未至时，仍有耳闻目见、知觉不昧的心体流行，因此只是相对于情、思迭起时属静。当此之时，天命之性当体已具，但此性体究竟是静是动，便成为朱熹思想中隐而待发的关键性问题。在朱熹理路中，性体不仅是“性之静也”，也是“情之动也”，由此也是心在本体论层面上能够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不离的根本原因。性体自身即能动静，兼动静而为言，这与以性为静、为体，以情为动、为用，以动静、体用、未发已发截然划分性情的形上理路不同。
朝鲜儒者将性情与动静、体用、中和、未发已发的复杂错综问题还原为理气论的基本范畴，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性）能否动静，这如同一条隐线，在朱熹思想中时常透露端倪。未发静时，本体实体的天命之性、心体、性体已具，本体实有的诸种道、理也存，除此之外还有气；已发动时，“情兼理气”，因此，仍只是这个理（性）与气。无论动、静，还是未发、已发，要达至“致中和”境界，皆要求性能主气、气能合性。
动静相涵的本体
在朱熹的本体论中，不仅有实体之定体，还有实有之定理，诸如仁、义、中、诚，既是实体、定体的能力，也是实理、定理的内容。所谓“性静情动”，只是指作为本体的实有义时，仁义之性是静，恻隐、羞恶之情是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只是静。性既有本体的实有义，也有本体的实体义。
当性、理作为本体实有之定理时是静，作为本体实体之定体时则是动。仁、义、中、诚既是定理，也是定体，作为后者时，便不是一个凝定静止又静涵静摄的“范导之理”可以涵括的。本体实体自能动静，兼动静而为言，天地之心、天命之性、仁体、心体、性体的本体实体内含道、理的本体实有，可谓静中涵动、动中涵静的“动静相涵”关系。
未发静时，若性能统气，湛然虚明、聪明洞彻的寂然不动之静便是“中”，此时“静中涵动”，静是未发之静，动是本体实体的心体、性体。已发动时，若性能统气，持存于道、理的无不中节、无所乖戾便是“和”，此时“动中涵静”，动是已发之动，静是本体实有的道、理。因此，“静虚”不是空无，“主静”是持存于定理、定体，达至以性统气的“一性浑然”。
释、老二家因缺乏道德本体实体层面的力量与实有层面的内涵，因此，主要体现为本体作用层面的“虚静”。而朱熹在居敬涵养与格物穷理、格物与致知的内外综合往复中，既可唤醒本体实体的能力，又可充实并滋养本体实有的内容。致中与致和、未发与已发、静与动处皆须工夫，所要在于心体、性体的本体主宰不失。
性、气的一体流行
禅家以“虚灵不昧”的空性为体，朱熹时，又有人以一“闪闪烁烁”的虚荡之物为体。但在朱熹的理路中，本体既是潜能，又是内容，而非一个先天全具、现成即在、当下即是的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之物，也不对应着一条以体摄用的体用论和形上学进路。结合“尊德性”与“道问学”，朱熹认为，要在往复升进中成就一种统合了道德理性、认知理性与理性直观的能力与内容的本体性圆满，从而达至真正的具众理、应万事境界。
动静不只是心之未发、已发时的状态，静也不是与心之用相对的心体，静时天命之性当体已具，性体自能动静。无论动静、未发已发，皆要持存于道、理实有而不失对气的主宰。“静中有动者存”的是本体实体，“动中有静者存”的是本体实有，动时见到的是静时存养的，静时存得的是动时流行的，都只是同一个性与气而已。
无论动静、未发已发，实则都只是性、气的一体流行，因此，不应以动静、体用、未发已发将性、情截作两段，且只在性、体、静、未发一端下工夫。在朱熹的哲学理路中，既有宇宙论中的“道—理”合一，也有心性论中的“明德—性理”合一，他格外警惕以静虚、空无为体的本体论，以及以体摄用的体用论和形上学进路。总之，通过辨析朱熹思想中动静的层次与旨归，对于我们领会朱熹哲学的本体论、体用论和辩证进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7月22日
作者：黄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