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始终致力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究天地万物、现实生活何以如此的终极根源，其中就涉及指向认识论的关乎人的认识能力如何形成、思维与经验如何统一的形而上学问题。在人类文明早期，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便先后从“数”“理念”“形式因”出发，探讨客观事物的本质；先秦时代的中国也形成了自身的认识论传统，以《墨经》最具代表性。墨家长期重视生产劳动、技术实践与逻辑论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知”论。

《墨经》“知”论的宗旨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名”指名称与概念，“辞”指判断与命题，“说”指论证与推理。“以名举实”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借助名称摹拟客观实物，二是依靠概念指称相应事物。《墨经》认为，“以名举实”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把握本质、构建概念的最佳方式便是摹拟与抽象。墨家学派中手工业者众多，工匠制作器物必先打造模具，模具正是对实物的直观摹拟，这一实践逻辑与《墨经》的认知路径高度契合。“以辞抒意”作为认知的中间环节，侧重以语言语句承载思想义理，通过经验归纳形成对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再经由言说论辩提炼出有效的求知方法，体现出对语言准确性、经验关联性的严格要求。“以说出故”着重强调推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若甲仅为乙的部分原因，由甲推乙未必有效；只有甲直接、完全导出乙，二者才构成必然因果。从“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到“以说出故”，《墨经》逐步厘清“知”论的内涵，确立明辨是非、区分同异、研判利弊的认知目标。

《墨经》“知”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墨子提出的“三表法”。《非命上》曰：“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本”是“古者圣王之事”的历史维度，“原”是“百姓耳目之实”的经验维度，“用”是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标尺的功效维度。墨子依托“三表法”，确立了检验认识成果与实践行为是否合理有效的三重标准。《非攻》曰：“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经下》曰：“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在墨家看来，现实事物可以被认识，人的感官见闻与客观经验是认知形成的基础，由“已知”推出“未知”是认知拓展的关键步骤。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归纳总结经验，逐步获得辨别是非的能力，当认知水平达到一定层次时，认识与实践便可相互印证、彼此推动。

在认识与实践的互动中，《墨经》划分出经验之“知”与推理之“知”两种认知类型。经验之“知”依赖客观现实与亲身实践而形成，推理之“知”则偏向逻辑判断与理性思辨。《经上》曰：“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明也。”《经说上》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知”是认识能力，“求知”是认识的具体展开过程。在墨家看来，仅有认识能力，无法获得实质性知识；仅凭感性直观，也难以洞悉事物的本质，故而完整的认知活动离不开主体的思虑。“思”将人的感官与心灵相连，凸显认知活动的内在性与主动性。那么如何保证“思”的有效性？《墨经》举例说道，若以歪斜的姿态观察事物，所见的形象亦会歪斜，因此必须选择正确的求知路径。《墨经》将人与外物建立感性关联的经验之“知”称为“接—知”；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判断与理性思辨形成的推理之“知”，即“明—知”。无论是经验之“知”还是推理之“知”，都必须经受现实与实践的反复检验，唯有持续兼顾逻辑合理性与客观真实性，才能获得严谨可靠、贴合实际的真知。

立足逻辑规律与客观实际，《墨经》逐步明确了“知”的来源与类型。《经上》曰：“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说上》释曰：“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经》认为，“知”有三种主要来源：一是目见耳闻的直接经验，二是逻辑推理的方法依据，三是亲身实践的效果检验。明确了“知”的来源，便可进一步界定“知”的具体分类。《墨经》将“知”分为“名”“实”“合”“为”四种：“名知”是关于概念本身的知识；“实知”是关于事物及其属性的知识；“名知”与“实知”相合，构成综合的知识，即为“合知”；“为知”检验行动效果，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知识。《墨经》关于“知”的划分颇为清晰，但依旧留存诸多有待深究的问题：“名知”与“实知”如何结合？结合之后的“合知”如何指导人的认识活动？“合知”与“为知”的区别何在？受限于《墨经》言简意赅的文本特质，其并未系统阐释“名知”“实知”“合知”“为知”四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唯有将《墨经》置于先秦百家争鸣与名辩思潮的整体语境之下，才能理解“名、实、合、为”的“知”论范畴。透过《经上》《经说上》不难发现，墨家既秉持“知行一体”的价值理念，又坚守“名实合一”的逻辑准则。墨家认为，“名”的主要功能在于认识“实”；以“所以谓”“所谓”界定“名”“实”，意在强化概念指向的准确性；“名”对“实”的指向性越强，“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越稳固。名实关系的论证，也为知行关系的辨析与认知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在追求“名实合一”的过程中，《墨经》逐步归纳出“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种认知方法。“或”为不尽然；“假”为假设；“效”为墨家“知”论的基本准则，合于“效”则是，不合于“效”则非；“辟”为譬喻，就语言层面而言，“辟”是修辞手法，就论辩层面而言，“辟”是论证手段，先秦诸子中，庄子、孟子、荀子也擅长譬喻，相较之下，庄子重玄思，孟子重气势，荀子重立论，而墨家更重逻辑推进；“侔”为类比，根据两个事物在若干属性上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援”为援引；“推”为类推，从已知事物的本质、规律出发，推导出未知事物也具有同类本质、规律的认知方法。

基于类比与类推的认知方法，《墨经》清晰界定了逻辑层面的“同”“异”概念。墨家通过归纳具体事物，将“同”分为“重同”“体同”“合同”“类同”四种。“重同”为两个事物本质相同，如“狗”与“犬”的“二名一实”；“体同”为同属一个整体之下的部分相同；“合同”为空间关联之同；“类同”为属性之同，如“白马”“白牛”共同具有“白”的颜色属性。论及“同异”，《墨经》还有更为高明的说法。《经上》曰：“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同异交得，放有无。”“同异而俱于一”指同异作为对立属性可转化亦可共存，“同异交得”指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以彼此交互的方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墨家认为，同与异的交互是推进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小取》也写道，“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大同之中往往蕴含小异，大异之中总是存在小同。一物与他物再相异，也无法遮蔽二者存有共性的客观事实；一物与他物只要不全同，就必然隐含某种差异性。可见，《墨经》对同异关系的认知饱含辩证思维。

就先秦哲学史的视角来看，《墨经》以经验归纳为基础、以实践检验为特征，构建起不同于西方认识论体系的“知”论。《墨经》强调名实合一、知行一体，避免认识脱离现实，形成了由浅入深、由直观到真知的认知路径，其中蕴含的实证精神与逻辑自觉，体现出区别于儒家心性伦理与道家生命玄思的认知取向。虽然《墨经》未能发展纯粹的形式逻辑，但其强调动机与效果相结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知”论，仍为古代社会奠定了求知与求真的传统根基，亦为现代中国提供了“经验—理性—实践”相贯通的思想样本。

原载：《光明日报》2026年6月1日

作者：田宝祥，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