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孟子研究院联合山东老年大学、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仰恩大学特聘教授，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刘瑾辉作了《由“见利思义”到“舍生取义”——孔孟义利观的发展流变》主题讲座。
孔孟的义利观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地位与影响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义制利，重义轻利；二是奠定了儒家处理道德与物质关系的基调，成为后世儒家的理论源头；三是辩证性的开端，既不否定一切利，也不肯定一切利，而是一种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辩证伦理观。孔子虽重义轻利，但并未完全否定利，孟子则更关注义利的对立。这种张力为后世儒家对“利”的重新诠释留有余地。
一、孔子义利观
孔子的义利观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之一，主要体现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道德原则（义）应优先于物质利益（利）。
1.将道德（义）与利益（利）作为人格高下的评判标准
《论语·里仁》所言“君子喻（更加关注）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值取向上将道德（义）与利益（利）作为人格高下的评判标准，不绝对否定利，而是强调“义”是符合礼制规范的道义原则，“义”重于“利”。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强调的是不同人格境界者（君子、小人）的思维差异，批评传统贵族道德堕落（弃义逐利），警示唯利是图（牺牲百姓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的新兴阶层。
2.以义为上，见利思义
孔子认为君子应把道德义务放在首位，面对利益时需先考虑其是否符合道义。《论语·宪问》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孔子主张在面对利益时，首先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在危急关头，应勇于承担责任甚至牺牲生命，强调道德原则高于个人利益与安危的价值观。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以义为上”，强调利益必须受道德约束，即人不应为富贵而背离道义，真正的君子以德行为本。在当今社会，这句话提醒人们面对利益时需守住底线（如商业诚信），面对危机时需有担当（如社会责任、使命），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勇气与价值观的坚守。
3.反对唯利是图
孔子批评一味逐利的行为，认为这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论语·里仁》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并非否定合理利益的追求，而是警惕将“利”作为行为唯一准则的倾向。“多怨”揭示了功利行为的必然恶果：当利益成为纽带时，合作与冲突皆因利而起，逐利行为会引发普遍怨恨，瓦解社会和谐。这句话隐含孔子对“君子人格”的期许，要求人在利益面前保持道德反思能力。在治国层面，孔子反对“以利为政”，认为统治者若用利益诱导民众，会培养民众的贪婪习性，最终导致“放于利而行”的社会性怨愤。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当代，孔子此言警示意义在于：当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时，社会将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霍布斯式困境。唯有超越功利主义，以道德共识为基础，才能构建可持续的文明秩序。
4.义利的辩证关系
孔子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追求利益。《论语·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并不绝对排斥财富，而认为如果财富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虽执鞭之士”表明孔子并不轻视底层职业，有着先进的职业无贵贱的平等观。这句话实则揭示了儒家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之间的辩证智慧，对当代社会仍具深刻的警示和指导意义。
《论语·颜渊》所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蕴含着儒家政治哲学中深刻的民本思想和治国智慧，它将民生问题提升到政治伦理的高度，揭示了“民富”与“国强”的辩证统一，对任何时代的治国理政都具有借鉴意义。
5.道德自律与君子人格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对义利的态度。《论语·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凝练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君子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在价值排序中，“谋道”高于“谋食”，因而君子应以“道”（道德真理、人生理想）为终极关怀，“忧道”而非“忧贫”，将道德选择提升至存在论高度，并追求“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这其实是孔子针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功利盛行的社会现象，批评当下的功利主义风气。该思想经过历代诠释，成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核心准则，体现“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这种思想至今仍为人类应对物质异化提供智慧资源。
6.政治层面的应用
孔子强调为政者应以“义”为准则，而非与民争利。《论语·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反对苛政，主张“惠民”（如“节用而爱人”）。在春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背景下，孔子建立“义利之辨”的辩证关系，强调为政者应将“惠民”作为其基本责任，并尊重自然经济规律。这也是中庸之道的具体运用。此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唯有以民众真实利益为归依的治理，才能实现《尚书》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善治状态。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尊重主体性、强调引导性的治理智慧仍具重要价值。
小结
孔子的义利观并非简单排斥利益，而是构建了一种以道德优先的价值观，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道德与物质关系的基本框架。
二、孟子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主要体现在对“义”与“利”关系的辩证思考中。其逻辑层次清晰，强调道德优先性，同时兼顾现实关怀。
1.重义轻利，道德优先
针对战国时代诸侯争利导致的社会动荡，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是祸乱之源。《孟子·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见梁惠王时直接否定对“利”的追求，强调仁义才是治国根本。孟子将仁义根植于人性本善的哲学基础，认为恻隐、羞恶等道德情感是“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尽心上》）。在具体治国层面，孟子通过对比凸显仁义带来的民心所向比武力征服更持久有效。当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表明，伦理经营往往带来更可持续的利润，印证了“仁者以财发身”的古老智慧。
2.舍利取义，不可兼得时的抉择
孟子认为：在义利冲突时，应舍利取义，甚至牺牲生命成全道德。《孟子·告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首先承认生命（生）与道义（义）都是人类本能欲求的正当对象，当两种根本价值在特殊情境下无法共存时（如苟活需违背道义），道义被赋予超越生命的意义。这种价值选择是以性善论为深层支撑，是孟子对当下极端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是对道德勇气的追求。孟子的这一命题构成了儒家“义利之辨”的最高形态，其深刻性在于：既承认生命的基础价值，又通过超越性的道德抉择，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这种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品格，也为人类处理价值冲突提供了永恒的思想坐标。
3.以义制利，获取正当利益
孟子不绝对否定利益，但强调必须通过符合道义的手段获取。《孟子·滕文公下》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并非绝对排斥利益，强调行为的正当性必须基于“道”（道德原则），这也体现了人既是道德判断的绝对主体，也是社会价值的最终尺度。孟子借舜接受天下之事，批判战国诸侯僭越礼制却不行仁政的现象，提出权力必须与德行、责任相统一。孟子以义制利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将道德原则转化为一种动态的实践理性，既保持原则的绝对性，又赋予其在具体情境中的灵活性，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士人的气节塑造与政治批判传统影响深远。
4.义利统一，践行王道政治
孟子倡导义利统一的王道政治，《孟子·滕文公》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道德行为（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民众只有拥有稳定的产业（“恒产”），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恒心”）。统治者应将“恒产”作为推行仁政的起点，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权，这体现了儒家“先富后教”的治理智慧。孟子这一思想对今天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仍具警示意义——任何忽视民众经济权利的道德要求，终将沦为虚伪的说教。
孟子义利观有三个特点：一显动机论倾向：强调行为动机的纯粹性（如“王何必曰利”反对功利动机）。二显现实关怀：不空谈道德，承认物质基础对道德实践的作用。三显对象性差异：对统治者和民众的要求不同：统治者需“以义治国”，民众需“以义制利”。
小结
孟子“重义轻利”的表层表述是“义对利的价值优先性”，深层逻辑是“性善论为根基、仁政为指向、人格理想为目标”的三重支撑。表层是深层的具体呈现，深层是表层的本质依据，共同服务于“个人成德与社会治理统一”的终极目标。其思想对儒家“内圣外王”传统影响深远，也为后世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发展与超越
孟子对孔子义利观有继承发展也有超越，也有不一致的主张。
（一）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既保持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又进行了更具实践性和哲学深度的阐发。
1.以“义”为根本，反对唯利是图
孔子强调道德优先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利”，而是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孟子进一步强化了“义”的绝对性，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明确反对统治者以功利为导向的政策，认为追求“义”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获取长久之利。他通过“鱼与熊掌”的比喻，将“义”提升为超越生命的选择。
2.将“义利之辨”与人性论相结合
孔子的义利观更多是实践性的道德要求，而孟子则从性善论（“四端说”）出发，认为“义”是人性内在的善端（“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因此，违背“义”不仅是有悖道德，更是对人性本真的背离。孟子强调，逐利若违背“义”，便是“放其良心”（《孟子·告子上》），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以义制利的必然性。
3.在政治领域深化“以义制利”
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认可惠民之利，但未系统展开论述。
孟子明确提出“仁政”学说，将“义”作为分配利益的原则，反对垄断利益，批判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统治者保障民生之利。孟子主张义利统一于王道，认为真正的利益（如天下归心）只能通过行仁义实现，即“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孟子·梁惠王上》）。
4.对“私利”与“公利”的区分
孟子并非一概否定“利”，而是区分了两种“利”。私利即个人贪欲，如诸侯争地夺城的“利”，必然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公利即符合“义”的群体利益，如“黎民不饥不寒”，这是仁政的目标。这种区分继承了孔子“惠而不费”（《论语·尧曰》）的思想，但更显系统化。
5.道德理想主义的强化
孔子注重“中庸”，在义利间留有弹性，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孟子则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主张“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甚至要求“舍生取义”，凸显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
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继承，核心在于坚持道德优先性和义利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其发展则体现在：他使孔子的义利观从个人修养层面扩展到社会治理和哲学本体层面，成为儒家对抗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石。
（二）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超越
孟子对孔子义利观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他从哲学基础、政治实践和道德境界三个层面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突破性发展，使儒家的义利观更具系统性和实践性。
1.哲学基础的超越：从经验伦理到心性论论证
孔子的义利观主要基于经验性的道德判断（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义”的优先性，但未深入探讨其内在根据。
孟子则通过性善论（四端说），将“义”上升为人的先天本性，认为“义”是内在于人心的道德本能，而非外在规范。孟子为“义”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使儒家义利观从经验伦理升华为心性哲学，释解了孔子思想中“为何必须择义”的根本问题。
2.政治实践的超越：从道德劝诫到制度设计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但对如何具体协调义利关系（如民生问题）仅提出原则性建议（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孟子则构建了以“义”为核心的仁政学说，提出可操作的制度方案：“制民之产”，批判垄断之利，“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将义利问题从个人修养扩展至国家治理，使“义”成为政治经济制度的价值原则，这是孔子未论及的。
3.道德境界的超越：从“中庸”到“舍生取义”的绝对化
孔子的义利观具有灵活性，如认可合乎义的“富且贵”（《论语·述而》），甚至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则赋予“义”绝对优先的价值取向，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将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之上。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彻底否定以利损义的可能。孟子以极端化案例凸显“义”的至高无上性，塑造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标杆，比孔子的中庸立场更具震撼力和感召力。
4.对“利”的重新定义：从否定私利到承认公利
孔子对“利”多持警惕态度（如“放于利而行，多怨”），但未明确区分利的性质。
孟子则辩证看待“利”。他批判反对个体（尤其是统治者）的贪欲，肯定“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的公利，将百姓福祉（如“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义”的体现。孟子通过区分“私利”与“公利”，解决了孔子思想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利作为人格区分标准的问题，为儒家接纳现实利益需求开辟了空间。
5.历史批判性的突破：以义利观评价政权合法性
孔子对历史评价注重道德性（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未直接以义利关系定义政权的合法性。
孟子则明确提出“义”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主张将违背“义”的统治者视为独夫民贼。孟子以义利观为武器，赋予儒家批判暴政的革命性，这是孔子“君君臣臣”框架下未曾触及的。
小结
孟子的超越，本质上是将孔子的义利观从个人伦理范畴推向心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层面，使儒家思想具备了更深刻的哲学性和现实干预力。后世儒者（如董仲舒、朱熹）对义利问题的讨论，基本以孟子为范式。
（三）孟子与孔子不一致的义利观
孟子与孔子也有不一致的义利观，主要差异体现在对“利”的态度和论述重点上，虽然二者都强调“义”的首要性，但孟子对“利”的批判更为直接，而孔子则更注重调和二者的关系。
1.对“利”的直接态度
孔子对“利”的态度较为务实，它承认人对利益的欲望，但要求以正当方式获取，认为合乎义的利是可接受的。
孟子对“利”持批判态度，尤其反对统治者以“利”为号召。他认为谈“利”会引发争夺，而谈“义”才能实现和谐。孟子更强调“义”的绝对优先性，有将“利”与“义”对立倾向，认为追求利会损害道德。
2.人性论基础上的差异
孔子未明确讨论人性，但通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暗示人性可塑。他对“利”的克制更多依赖道德修养（如“克己复礼”），而非完全否定人性中的欲望。
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之心（“四端”）。因此，他强调发扬内在道德（“义”），而将“利”视为外在诱惑，可能遮蔽本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这种减少物质欲望以存养善性的主张，使孟子更倾向于将“利”与“义”对立。
3.政治实践中的对立
孔子在政治层面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认为统治者应满足百姓合理的利益需求，但需以道德为准则（“惠而不费”）。
孟子则完全以“仁义”为政治核心，反对以“利”为政策出发点。他将道德视为政治的唯一基础，主张“仁政”，认为统治者只需行仁义，百姓自然受益。
4.对“义利冲突”的解决方式
孔子承认现实中的义利矛盾，但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调和，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强调个人在利益面前的选择。
孟子较为极端，要求彻底舍弃“利”而选择“义”，甚至提出“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认为在生死关头应放弃生命保全道德。
小结
孔子的义利观是调和型的，承认“利”的合理性，但以“义”为约束。孟子的义利观是对立型的，认为“利”与“义”在特定情况下难以并存，必须“去利存义”。
孔孟义利观的差异，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激化背景下，孟子对道德纯粹性的强化，而孔子则保留了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务实的传统。
四、孔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孔孟的义利观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强调“义”高于“利”，主张以道德原则（义）引导利益追求（利）。在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市场经济道德失范的纠偏
当代市场经济中，逐利行为可能导致唯利是图、诚信缺失（如食品安全、金融欺诈等问题）。孔子提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强调利益追求需以道德为边界。这为商业伦理提供准则，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在追求利润时兼顾公平交易、环境保护等，避免“资本无道德”的弊端。
2.个人价值观的塑造
当下社会物质主义泛滥，个人容易陷入功利主义陷阱，忽视精神追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都是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性。孔孟思想引导人们在职业选择、消费行为中平衡物质与精神需求，抵制“拜金主义”，重视公益、友善仁爱等非经济价值。
3.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当下社会政策制定可能因短期利益牺牲长远福祉（如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儒家主张“义以生利”（《左传》），即符合道义的行为最终会带来整体利益。这为公共政策提供伦理参考，例如“共同富裕”理念强调公平分配，而非单纯追求短期和局部经济增长；环保政策需兼顾代际正义。
4.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对话
目前西方在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主导下，社会关系趋于冷漠。儒家“义利之辨”注重群体和谐，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在国际合作中超越零和博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原则。
5.对科技伦理的启示
当前科技发展（如AI、基因编辑）可能因商业利益突破伦理底线。孟子言“权，然后知轻重”，强调权衡利害需以“义”为标准。这可以推动科技伦理审查，在人工智能领域嵌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避免技术异化。
但需要注意避免极端化，孔孟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反对“不以其道得之”（《论语·里仁》）。当代需平衡义利，而非片面否定利益动机。同时注意时代适应性，传统义利观需结合现代法治（如产权保护）与激励机制，避免道德说教的空洞化。
结语
孔孟义利观的当代价值，在于提供一种“道德优先的功利观”——既承认合理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又以道德原则约束其边界。这种思想对个人修身、商业实践、社会治理及全球性问题解决均有指导意义，尤其在物质丰裕但精神相对困乏的社会现实中，为重建价值秩序提供了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