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孟子研究院联合山东老年大学、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韩振华作了《他乡有夫子——孔孟思想的海外传播》主题讲座。
《论语》《孟子》是儒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经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孟子》经唐宋儒学复兴，由“诸子”升为“亚圣”，南宋朱熹合《大学》《中庸》与二书为“四书”，确立并重格局，直至清末科举废除前均为士人必读。其跨国传播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东亚方面，《论语》于公元前1世纪传朝鲜，东汉末入越南官学，3世纪末经百济博士王仁传日本；西方则始于16世纪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译介，形成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派汉学传统。研究《孟子》在西方传播的意义尤为突出——其“性善论”“天命观”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引发持续争论，成为跨文化诠释的典型案例。本讲将以《孟子》为中心，分四个阶段考察其在欧美译介、接受及诠释的历史脉络与现代价值。
一、中学西渐：夫子徂西初记（1590～1710）
最初，西人对《孟子》的译介仅停留于来华传教士的小圈子里，因此还不能说《孟子》已经漂洋过海，远赴泰西。1591-1593年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合作编译了《拉丁文版孔子语录汇编》，以之作为新来传教士学习高雅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辅助材料。此书其实是对《四书》的节译，并不限定于“孔子语录”，其中第五部分就是《孟子》文本的拉丁文节译。由于罗明坚和利玛窦二人的先驱者身份，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遂成为西人解读中国思想的开创性范式。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1658）也记述了孟子的简单生平与思想，以及当时与孟子辩论的部分哲学家，认为孟子是一位“非常高尚和极有雄辩能力的哲学家”，并将《孟子》一书开头孟子与梁惠王讨论义利问题的对话简译为拉丁文。而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6）虽跟卫匡国同时来华传教，但代表了迥异的传教路线。在《中国历史、政治和宗教论集》（1676）一书中，他激烈反对耶稣会的适应、同化路线，主张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无法兼容于基督教信仰。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他力图证明孟子是个无神论者，对于真主一无所知。
16、17世纪之交，在译介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文献时，早期传教士的不同教派、修会在中国传教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泾渭判明的分野。耶稣会主要选择了取径原始儒学文献而迂回传教的路线，而多明我会（Dominican）、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则站在了耶稣会的对立面。随着耶稣会内部分歧以及天主教不同修会之间分歧的扩大，“礼仪之争”逐渐升级，耶稣会的话语权逐渐旁落。到17世纪中叶，耶稣会的竞争者们就已跟耶稣会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了。
二、《孟子》全译本及研究著作的出现（1711～1899）
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耶稣会几代传教士致力于理解儒学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共同努力和集体劳动，《孟子》的完整译本在17、18世纪之交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现存最早的《孟子》完整西译本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is Noël, 1651-1729）1711年出版于布拉格的拉丁文译本，该书是卫方济所译“中国六经”的一种。
卫方济在中国的二十年，正好是“礼仪之争”持续升温的时期，卫方济本人也是这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六经”不仅将《孟子》涵括在内，而且出人意料地包括了《孝经》和《小学》。在具体翻译策略上，卫方济并没有采取字字严格对译的做法，而是主要采用意译法，或者解释性翻译的方法。他在重点哲学词语的翻译方面比较考究。比如说，在朱熹和张居正的“四书”诠释中，“理”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卫方济将“理”译为拉丁文ratio。在卫方济所处的时代，ratio一词多被用来指不相信启示真理的理性主义。在此背景下，卫方济以ratio对译“理”，就会把包蕴丰富的“理”囿固为理性、智性，“理”中原来具有的神性、德性涵义遭到了一定的削弱。个中原因在于，卫方济迻译《孟子》，延续的是一条经由理性抵达信仰的经院哲学阐释路线。
历史进入18世纪，伴随着“礼仪之争”的逐渐升级，耶稣会在天主教内部的话语权已今非昔比。由于教廷或明或暗的书禁，卫方济的《中国哲学》以及其他直接讨论中国礼仪问题的著作，就因“太注重当时之礼仪问题”而遭禁。但卫氏所译“中国六经”，尤其是其中的《孟子》却幸免于书禁，并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卫氏译本传播面不大，但是借助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之手，《孟子》却实现了在西方的“升格”，成为真正可以跟孔子并列的中国思想家。杜赫德1735年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介绍《孟子》用了整整35页的篇幅，而其资料全部来自卫氏译本。在18世纪以中国为主题的书当中，《中华帝国全志》是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著作之一，这样，孟子及其思想就得到了极大的普及。1743年J. B. Carpzov在莱比锡出版的《孟子：孔子之后的中国哲学家》所用材料也基本来自卫氏译本。而普吕凯（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 1716-1790）1784~1786年将卫氏拉丁文版“中国六经”译为法语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范围。
卫方济译本强烈的伦理学倾向深刻影响了深刻影响到了当时在德国兴起的、以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为代表的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思潮。跟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一样，沃尔夫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爱好者，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主要体现在1721年卸任哈雷（Halle）大学副校长一职时发表的演讲《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他从“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德性与世俗的行为规范）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把中国人解读为跟西方启示神学不一样的自然理性论者。沃尔夫理解中国哲学的途径较窄，几乎全赖卫方济的《中国六经》译本，而在自然理性这一精神实质上，却只有《孟子》跟他最为契合。“中国六经”中讨论“仁义内在，性由心显”着墨最多的就是《孟子》。即便不从“影响”角度而是从二者“应合”角度来看，跟沃尔夫思想应合最多的仍然是《孟子》！
沃尔夫《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发表之后，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精神地震”，但沃尔夫遭受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合力攻击和指控，被迫离开哈雷大学。1721年的那场演讲遂被后人视为“十八世纪学术史上最大一桩丑闻”（Norbert Hinske语）的源头，同时也被看作德国启蒙运动的起点。
1814年底，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这是欧洲学院派汉学真正诞生的标志。这一讲座的首位演讲人就是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在《亚洲新杂纂》（1829）一书中，雷慕沙对孟子的行事作风和语言风格做了很好的概括，认为孟子的语言华丽、考究、高贵；孟子的论辩方式近乎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他对当时的诸侯和达官贵人的回击有时辛辣到无以复加。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孟子“民为贵”的民粹倾向、蔑视王权的自由气息更能感染此一时期的法国知识人。
1824、1826年，雷慕沙的学生、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用拉丁文重新翻译了《孟子》，分上、下卷出版。儒莲本人并非传教士，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孟子》译本并没有对宗教话题多加措意；他认为，孟子思想是一种道德哲学，欧洲人可以为《孟子》的道德水准而心动，但孟子的国民在道德水准上却没有欧洲人长期艳羡的那么高尚。儒莲在翻译时同时参照了满文本《孟子》，而其“序言”（Proem）中曾列出60多位他曾参考过的诠释者姓名；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的脚注，充分显示了译者的博学与学术严谨。可以说，儒莲的《孟子》译本表征着欧洲学院派汉学甫一诞生便具有的学术水准。雷慕沙的另一位学生卜铁（Guillaume Jean Pierre Pauthier, 1801-1873）1841年出版《四书》法译本，他对孟子推崇有加：“在东方的作家中，也许没有哪个人如孟子般对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
进入19世纪，西方译介《孟子》的主体转移到了新教传教士身上。他们的译介活动，既有跟之前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地方，亦有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特点。1828年，英国新教牧师柯大卫（David Collie, 1791-1828）翻译的《中国经典四书》出版。柯大卫认为，较之“四书”中的其他三种，《孟子》在风格上“更富想象力，更有活力，更重修饰”。而孟子本人“是一个有独立原则之人”，他的本然能力甚至已经超越了孔子。出于传教士的卫教立场，特别是新教的启示观，柯大卫认为孟子跟那些未受到神圣启示引导的大众一样，偏离了道德或德性的纯粹原则。
以西方近代语言译介《孟子》的经典译本，是通过汉籍欧译的三位大师级翻译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之手完成的。
理雅各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但他是第一个真正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理雅各所译《孟子》，最早的版本是1861年作为“中国经典”的第2卷推出的，之后经几番修订，多次重印，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理雅各对孟子多有推崇，认为即使把孟子放在他的同时代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狄摩西尼等人中间，孟子也完全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而不必自惭形秽。在讨论孟子“性善”思想时，理雅各将其与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 1692-1752）的人性观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相同。理雅各对孟子的非议主要表现在，孟子缺乏“灵魂的谦卑”，对人的“原罪”缺乏认识，关于上帝所言甚少，也没有自然的虔敬；孟子的华夷思想给现在的中国统治者和普通人以很坏的影响，使得他们狂傲自大，自以为优越于外国人；墨子是中国古代最高贵的人之一，其“兼爱”思想立基正确，孟子不应该激烈地攻击墨子。
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的《中国哲学家孟子的思想，或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学说》（1877）堪称理雅各之后的《孟子》译介代表作。1882年此书以《孟子之心，或基于道德哲学之上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哲学家孟子思想的分类摘编》为题出版英文修订版。《孟子之心》其实是一部摘译和评论相结合的著作，作者依据焦循的《孟子正义》，以讨论孟子的人性学说这一理论根基开始，进而讨论伦理学问题，最后抵达国家治理问题，沿续的正是孟子由性善向外“推恩”的逻辑理路。
顾赛芬的《孟子》译本1895出版于河北省，这是一个法语和拉丁语双语译文。顾赛芬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反映杜定基于1779年作的《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的相关内容，其实在思想上严格忠实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跟理雅各的译本相较，顾译本在文学性上也大为胜出。
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围绕孟子的人性论有过一次较为激烈的争论。理雅各反复引证巴特勒和孟子的人性论述，大谈特谈二者之一致，认为孟子的人性学说跟《圣经》并不抵触。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 Z. Sheffield, 1841-1913）则跟理雅各会通中西的尝试针锋相对。理雅各认为孟子所言人性善是“应然趋向”，即人具有向善的潜能，而非实然状态；谢卫楼则援引朱熹诠释，主张孟子性善论是“本质之善”，认为人性内在固有善的本质。为支撑观点，谢卫楼指出理雅各两处《孟子》译文的“偏差”，并给出自己的译法——前者针对《告子上》第6章“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理译突出人性“为践履善而构成”，谢译强调“情善则性本质善”；后者围绕《告子上》第2章“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理译侧重“向善趋向”，谢译直陈“善为性之本质”。由此，谢氏得出结论——“儒教关于人之本性的看法在根本上跟基督教相冲突”，孟子的性善说在根本上无法共容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堕落说。信从孟子的信善说，也就否定了上帝恩典的必要性，基督教也就成了多余的了。而理雅各想要沟通二者，其实就如同把蜂蜜和毒药搅拌在一起。
实际上，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围绕《孟子》人性论的辩论，并非始于彼时，其源头可追溯至在此300多年前首批来华传教士的思想分歧，核心是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及由此衍生的传教路线之争。16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尝试牵合孟子性善论与基督教教义，这是其“适应”传教路线的体现。他对儒学有取有舍，契合基督教义者便化用，相悖者则借儒家文本自证其非，以维护敬奉上帝的优先性。而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则持完全对立的立场，他激烈反对耶稣会的适应路线，坚称孔子是无神论者，孟子对真主一无所知，主张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中国思想与基督教信仰无法兼容，批判耶稣会在儒家经典中附会基督踪迹的做法，认为传播基督教无需取道儒学。可以说，两人的分歧奠定了天主教各修会后续的传教路径：耶稣会走取径原始儒学的迂回传教之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则坚持儒学独立于基督教信仰之外，反对适应迁就。因此，19世纪末理雅各与谢卫楼等人的争论，本质上是16世纪末以来天主教各修会围绕《孟子》人性论理解及传教路线之争的历史延续。三、专业研究的多维展开（1900～1989）
19、20世纪之交，西方汉学完成了从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派汉学的华丽转身，在孟子研究领域，研究的专业化倾向日益显著。
在翻译方面，先后诞生了包括卫礼贤（1916）、杜奇（1921）、Henri Borel（1931）等人的多个译本。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刘殿爵（D. C. Lau, 1915-2010）的译本，这个译本行文流畅，而且从不言之无据，学术价值极高。特别是，此书“导论”和“附录”都是有用而重要的研究成果，附录之五《孟子在论辩中使用的类比法》尤其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它们极大地提升了西人理解《孟子》的准确性和深度。
在专业研究领域，着重从哲学（史）角度考察《孟子》思想的论著有：柏百福（Pavel Stepanovich Popov, 1842-1913）《中国哲学家孟子》（1904）、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中国古代哲学史》（1927）、哈克曼（Heinrich Hackmann, 1864-1935）《中国哲学》（1927）、袁擢英（1898-？）《孟子的道德政治哲学》（1927）、柳无忌（1907-2002）《儒家哲学小史》（1955）、范立汉（Albert Felix Verwilghen）《孟子其人及其思想》（1967）、Philip Ho Hwang《孟子的人性哲学——兼与康德、孔子相比较》（1978）、Francis Charles Gramlich《孟子的道德哲学》（1980）、Paulus Yŏng-Min Oh《孟子人性论的本体论维度》（1981）、葛瑞汉（Angus C. Graham, 1919-1991）《中国哲学和哲学文献研究》（1986）和《论道者》（1989）、信广来《德、心与仁义：孟子伦理学研究》（1986）等。
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孟子》论著更多，其中较重要的论著有：慕兴立（Heinrich Mootz）《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哲学家孟子关于国家的伦理学说为基础》（1912）、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儒家及其论敌》（1915）、韦卓民（1888-1976）《孟子的政治学说》（1916）、卜惠廉（William S. A. Pott, 1893-？）《中国政治哲学》（1925）、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古代中国思想的三种路径》（1939）、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中国思想史》（1937-1940）、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孟子与刘向：两位道德和人格楷模》（1942）、孟旦（Donald J. Munro, 1931-）《早期中国“人”的观念》（1969）、Erich Steinfeld《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孟子与荀子的社会学说》（1971）、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中国思想之渊源》（1971）、黄俊杰《〈孟子〉的升格：孟子道德学说的历史解读》（1980）、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等等。
此外，还有从文学史、语义学及语言学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孟子》的历代诠释视角研究《孟子》的论著。例如，“新批评派”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79）《孟子论心：多元定义的试验》（1932）就是一部由语义学视角展开的比较研究著作。剧作家熊式一（1902-1991）的英文剧本《孟子曾是坏小孩》（1934）则演绎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是服务于教化儿童向学之目的的儿童剧。
这一时期西方孟子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华裔哲学学者的大量参与，这是中西方文化、学术交流走向深入的产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译本的出版，以及张君劢、刘述先等现代新儒家的活跃登场，使得中、西孟子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同步的特征。
四、近三十年《孟子》专题研究的纵深发展
1990年以来，西方的《孟子》研究继续往纵深发展，这三十多年产生的《孟子》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繁杂。在译介方面，出现了十几个《孟子》译本（或读本），如杜克义（1997）、亨顿（1998）、Carine Defoort和N. Standaert（1998）、科洛科洛夫（1999）、雷威安（2003）、华道安（2004）、佩列莫洛夫（2004）、贾德讷（译《四书章句集注》；2007）、Karel L. vander Leeuw（2008）、万白安（2008、2009）、华霭仁（2009）、叶格正（2010），等等，而语种也遍布英、德、法、俄、匈、荷等多种语言。
20多年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在第一场论争中，史华慈、罗哲海（Heiner Roetz, 1950-）、华霭仁（Irene Bloom, 1939-2010）可作为普遍主义立场的代表，而葛瑞汉、安乐哲（Roger T. Ames, 1947-）、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1951-）则可视为相对主义视角的代表。在第二场论争中，安乐哲、江文思（James Behuniak）以过程哲学和新实用主义为进路，为孟子的人性论解读出“文化性”的内涵；而华霭仁和孟旦则借鉴社会生物学视角，倡论《孟子》中的“共同人性”思想。在第三场论争中，李耶理（Lee H. Yearley）、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西姆（May Sim）、余纪元、艾文贺（P. J. Ivanhoe）等人主张孟子伦理学是一种德性伦理，而安乐哲、罗思文（Henry Rosemont）则主张包括孟子在内的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不难看出，这些争论当然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然而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
除此之外，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孟子的重要论著有：艾文贺《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及王阳明的思想》（1990），信广来《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1997），黄俊杰、Gregor Paul、罗哲海编《〈孟子〉及其在中国内外的接受》（2008）。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进行孟子研究的重要论著包括：包括：李耶理《孟子和阿奎那：美德理论和勇敢观念》（1990）、朱利安《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1995）、刘秀生《孟子、休谟与伦理奠基》（2003）、Darren M. Iammarino《两个问题：怀特海与孟子哲学的整合》（2007）。结合新出土简帛文献来展开研究，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的《物化德性：早期中国的伦理与身体》（2004）、江文思的《孟子论成人》（2005）可视为其中与《孟子》研究关联最多的著作。其他较重要的论著还有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1996）、包安乐（Joanne D. Birdwhistell）《孟子与阳刚之气：力之动态、德性与母性思维》（2007）等。
五、小结
我们这一讲，主要以《孟子》这部儒家经典的西方译介与传播为核心切入点，分时段呈现不同时期的译介主体、关键译本及核心争论：从16-17世纪传教士汉学开端的路线分歧，到18-19世纪全译本出现与思想影响扩散，再到20世纪专业研究多维展开，直至1990 年后专题研究纵深发展。通过剖析传教士与汉学家围绕孟子人性论、文化立场等议题的争论，凸显《孟子》西传的跨文化属性。
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成果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世界性智慧资源，既是中国了解世界如何观察自身的重要窗口，也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层次文化基础，对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国际社会意义重大。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参与世界文化建构并发出中国声音。这就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方面总结西方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独特理解（含误读与曲解），分析其文化根由以促进文明对话互鉴；另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反观并重新认知中国文化经典的特质。在国家重视文化“软实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我们期待着儒学在西方的传播可以进一步推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议题相对接，让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伦理建设等提供思想资源，促进不同文明的理解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