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和恒久稳定的民族根脉，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相较于中华文脉对历史传承的强调，民族根脉更侧重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贯穿文明始终的内在生命力，是维系民族大一统文化心理认同的核心要素。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中传承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既是巩固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世界舞台上清晰昭示“我是谁”的基因密码和支撑力量，不失为一种“守正”。而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主导文化形态，能够对内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对外提升中华文明的价值感召力和文明辐射力，这在历史新方位中则体现了一种“创新”。

［关键词］中华文脉；民族根脉；文化基因；“第二个结合”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其始终贯穿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和恒久稳定的民族根脉，并由此塑造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所谓“中华文脉”是指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精神传承、文化遗产、价值观念等的基因性存续，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从历史中走来的当代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道统？它将走向哪里？如从《诗经》、唐诗、宋词到今日古体诗词的流行，其间流淌的文脉表征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意味着中国人都有一颗追求美好诗情与意境的诗心。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其社会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根脉，如语言、习俗、核心价值观、节日仪式等在传承中所焕发出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由此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如黄帝陵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象征，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根脉；再如春节申遗成功赓续和弘扬了民族根脉，有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感。相较于中华文脉对历史传承的强调，民族根脉通常更侧重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和贯穿文明始终的内在生命力，是维系民族大一统文化心理认同的核心要素。“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事实上，只有深刻理解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才能真正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脉和根脉，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当代演进。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传承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2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时强调：“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的要求。那么，如何深刻理解其内涵与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势？这就需要我们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中，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国特色”的本质所在，通过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来阐释推进中华文明当代演进的价值指向。

（一）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向内凝聚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创生、发展与演变史，它交织着静水流深与跌宕起伏，在生生不息中传承着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在包容创新中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蔚为大观。“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因此，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正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既是对这种趋势与必然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在遵循中华文明演进规律中对发展方向的明确规定。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发祥地。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自然力量能像黄河和长江这样，对塑造中华文明起到如此无与伦比的作用。其中，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历史，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也孕育了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追求和治国理政智慧。在周、秦、汉、唐等朝代，中华民族均出现过文明的鼎盛时期，这些时期不仅生成并赓续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更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形成、发展。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中华文明既积淀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民族根脉，也塑造了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正是这种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长期向内凝聚的价值追求所致。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深刻认知，秉持“天下大同”的文明理念，这些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基因。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视野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砥砺奋进中形成了血脉相融、文脉相续、根脉相传、骨肉相连的民族大融合格局。

（二）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在独自创发中绵延久远

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文脉被视为动态的文明基因链，在传承发展演变中经由创新不断推动文明进步；反之，文脉的断裂则可能导致文明的湮灭。事实上，世界历史上不乏因文脉断裂而消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有了诗词歌赋、礼乐典籍的代代相传，从《诗经》《论语》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的文学瑰宝到敦煌壁画、故宫藏品等艺术精粹，再到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的绵延不仅厚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更成为今日滋养中国人底气和骨气的重要文化资源，并积淀为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相较于历史文脉的动态传承，民族根脉则更多呈现出稳定性，通常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底层逻辑与核心要素。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集体无意识层面来看，民族根脉是形构民族情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纽带，是一个民族生存于世的精神根基。文字、习俗、宗教、信仰、节日仪式等活态载体，都能在情感的激荡中凝聚族群力量。譬如，中国传承千年的“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文明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源头，其象形结构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潜在地塑造着中国人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思维价值取向，并积淀为今日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通过清明节的祭祖仪式，民族根脉在代际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祖先崇拜及家族伦理，甚至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根脉的传承，强化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孕育的中华文化的独立创生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华文化具有“独自创发”和“非从他受”的特征；“中华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构造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甚多），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相较于其他古代文化，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中华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可以说，作为中华文明内核的中华道统，在历史文脉的传承中创新，在民族根脉的守护中发展演化，从而铸就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交织的鲜明特性。

通常，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蕴含于大小传统中。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形构了以儒释道三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文脉赓续中传承至今。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生活状态的差异，特别是广土巨族的现实形态，又形成了根脉错综交织的文化小传统。笔者认为，文化小传统主要是在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中广泛潜在的价值观，它们犹如遍布全身的细胞和毛细血管，形成了对社会大传统的一种有益补充。从大历史视野来看，传统是从过去流淌至今的精神河流，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文本经典和典范性文化遗存是历史文脉的绵延，而对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化遗存的学习，特别是礼乐制度的当代实践，如祭拜黄帝陵、炎帝陵等仪式的不断操演，则是对民族根脉的守护，旨在传承文化传统中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价值，使其以集体记忆的方式被当代人接受，进而融入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与当代人建立血脉关联，而非机械地以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代替今天的社会生活。传统不是过去，而是构成现实的有机部分，更是今日现实文化的底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对于现代人而言，向传统学习并非回到过去，而是将现代植根于传统之中再继续向前发展。能否成为发展传统的现代人，既是观念问题、立场选择与文化认同问题，更是现实性的实践问题。

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青年团的任务》等文献中一再强调，“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应该以此为基础和方向。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便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三）中华民族是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

放眼世界，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从远古传续至今的文明，其传承的核心在于中华文脉的绵延不绝。在显性层面，中华文脉体现为历代先哲及其经史子集的传承与发展，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到孔子、司马迁、韩愈、朱熹、顾炎武、曾国藩等，脉络清晰；在隐性层面，则表现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无数历史遗迹的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传承发展中华文脉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核心。正如“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昭示的，“弘道”“求道”是每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更是深植人心。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历史感的民族，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独特的文明特性，其突出表现就是格外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对道统的赓续，特别注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与智慧。习近平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可以说，高度重视历史，向历史学习，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天赋使命意识，在总结历史中运用历史资源，依托历史展望未来，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意识。

在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坚定文化自信，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基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脉和绵延不断的民族根脉，历史自觉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维度，这要求我们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另一方面，感悟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我们需要立足现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今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文化，特别是社会主导文化形态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诉求以及世界性的文明价值感召力，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的重要支撑。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二、在传承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长期的民族交融中，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作为区域文明高地的华夏文明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走向，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

（一）在文明传承中洞察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

无论是文脉还是根脉，都并非预设不变的本质主义存在，而是在发展进程中实现传承与创新的动态统一。历史文脉与民族根脉构成不同视角下的价值同构关系：历史文脉侧重于文化价值的流动性，民族根脉则侧重于文化价值的恒定性与延续性。二者既在文化价值的表现形态上存在流动与稳定的差异，又在实践层面具有共生互动的特征。具体而言，历史文脉呈现出较强的时间流动性，关注的是文化价值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过程。它既包括古代的文化遗存，也包括近现代的文化创新，甚至还有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展望。例如，中国古代礼乐文化在历史上不断演变，从周代的礼仪制度到宋明理学的道德规范，再到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惯习，清晰地彰显了历史文脉的延展性。同时，历史文脉还有着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发展。例如，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而且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桥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后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成为中国本土化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壁画的丰富多彩和夺人心魄的魅力，更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与历史文脉的流动性、开放性相对应，民族根脉更加强调文化价值的稳定性和本土性，通常关注那些贯穿民族发展历程、构成民族身份核心标识的文化要素。例如，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家国同构”观、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汉字、“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以及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传统等，都是守护民族根脉的具体体现。这些根脉要素的相对稳定，使其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纽带。此外，民族根脉还强调文化价值的独特性呈现，这种独特性与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紧密关联。例如，我国藏族的唐卡艺术、蒙古族的长调民歌、苗族的银饰工艺等，在民族根脉呈现中无不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可见，历史文脉的核心在于文化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民族根脉则侧重于民族身份认同与传统价值守护，二者的目标共同指向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传承是为了守护，创新是为了赓续，其根本目标正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如节日的传承与弘扬不仅延续了中华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还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又如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文明互鉴，还在增进民族理解中促进了民族融合。

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历史亦徘徊于十字路口，人类文明跃升将做何选择？这愈加需要我们在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站稳中华文化立场。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提及，一位西班牙记者曾问道：“一个西方化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还是更贫困了？”事实上，前瞻人类文明未来，现代中国若失去文化传统，割裂与传统的联系，丧失文化主体意识，不仅会在现代化道路上迷失方向，更可能被强势文化同化，酿成历史悲剧。“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唯其有根，中华文化才能根深叶茂；唯有自信，中华民族才能迈向自强。我们的自信，正源于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华文脉的绵延不绝。

历史一再证明，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才能不断强化独立自主的道路选择，从而将发展基点牢牢放在自身力量之上。在中华文明演进中，贯穿古今的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灵魂，不断强化着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正是源于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深厚眷恋与执着传承，源于薪火相传的历史文脉和稳定的民族根脉。

（二）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

唯有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绵长久远，方能厚植文化主体性的坚实根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可以说，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传承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也是在世界舞台上清晰昭示“我是谁”的基因密码和支撑力量。从现实维度看，“两个结合”并非割裂的独立部分，事实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认识深化，所谓“中国具体实际”，原本就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实际。因此，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党的认知深化与时代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然。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理论创新，它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使我们党在掌握精神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并将这种历史的主动性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而愈加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说到底，文化自信源自文化主体性，而主体性建构并非话语层面的抽象表达，而是历史理性的实践创造。“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在新的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今日之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中华文明的当代演进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那些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广泛传播中有助于巩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还使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加保持独立性和主导性，从而有效增强了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强化了文化价值共享的心理效应。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正是为了丰富中华文化的正大气象。究其根本，当我们拥有这样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进而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正是这种深厚的中华文化认同，将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使得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并行而不相悖，其中所培育和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当下愈加凸显其重要性。

三、在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赓续创新中推动中华文明当代演进

所谓传统，并非僵化固定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延伸与发展的。在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双重印证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脉络愈发清晰可辨，传统的褶皱和肌理亦如草蛇灰线有章可循。一部中华文明史，本身就是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赓续创新的发展史，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雍容高贵的中华文化之河。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这些历史实践无不彰显着文脉和根脉的传承与创新。正是这种传承与创新，形塑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品格，铸就了中华文化磅礴恢宏的气势。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认同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说到底，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所谓文脉就是文明演化的血脉，是由特定历史主线与地域时空的精气神凝聚而成的文化基因，是一种包含文脉演化、根脉厚植、价值构建、系统呈现、自恰创新、多维赋能、场景再现的体系性存在。在文明演进中，文脉通过代际传承而得以延续保护，并逐渐积淀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与自觉实践中，文脉已内化为民族精神与民族灵魂的稳定性呈现，并不断融入当代社会的万千气象之中。基于此，今日之中国，既要强调“不忘本来”，坚守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又要“吸收外来”，强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世界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一）血脉传承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支撑

伴随文化自信的显著增强和文化主体意识的普遍提升，人民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已不再像过去某些时期那样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是积极从本土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力量，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身份认同也愈发坚定。当下流行的“新国潮”“新中式”风尚，以及游戏《黑神话：悟空》和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爆款出圈，便是这一趋势的鲜明体现。可以说，大众的举手投足间都洋溢着强烈的文化自信。由此可见，文明的血脉传承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支撑。立足新时代新方位，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思想和精神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下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让人民大众不断增强历史感，方能激发出全社会从辉煌历史中开创未来的力量与自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中有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举措，它夯实了我们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因此，进一步厘清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并在时代条件下推动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既是对作为文化建设指南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遵循，也是在实践中扎实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举措。拥有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和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主导文化形态，中华民族才能对内形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对外增强中华文明强大的价值感召力和文明辐射力，从而在守正中实现持续创新。

（二）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既要传承也要创新

今天的中国从历史中走来，也必将启示未来，从而在文明的连续性中形构其传承发展的演进脉络。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其集体记忆的载体，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显著标识的文明形态，并以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的形式不断传承光大。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推动中华文明当代演进，需要格外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遵循“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不断培育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如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作为全世界人民共享、开放包容的文化财富，在超越国界中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还赋能人类文明多样性与文明互鉴，体现了中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行动，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随着中华文明的当代演进，在世界舞台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春节文化所蕴含的和谐、和平、团圆等理念，与当今世界对和平、和睦、和谐的普遍价值追求相契合，从而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桥梁。

传承和创新是协同发展的一体两面，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并非固守本位、不思进取，而是要在守正中创新，在发掘阐释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华文明具有守正不守旧的创新性，其发展史是静水流深与波澜壮阔的交织。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展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以及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在一脉相承的坚守中独树一帜的创新创造，形成了灿烂历史中的群峰并峙。“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究其所指，向着现代文明演进是中华文明的必然趋势，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亦有助于启发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选择。随着中国发展方位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更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同样对人类文明跃升具有重要启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握中华民族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推动文明进步，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凝聚起更为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思想在中华文明道统的赓续中实现了价值创新，既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又传播了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了精神独立自主的思想价值根基。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当代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历史的中国融入现代化世界的文明版图，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国”。这一进程顺应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势，通过文明价值创新、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进步作出了更多贡献。这愈加需要我们在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传承中，高扬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探寻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为此，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能仅仅满足于向国外提供表层文化符号，而应立足深厚的中华文化资源，在传承与创新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中，提炼并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传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且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且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创新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世界影响力，让文明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中华文明是绵延其后的社会文明新形态的深厚沃土，任何文明新形态的开创都离不开它的滋养。有学者指出：“儒家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既被独特的中华文明也为西方的现代性所证明，它既对普遍的人性问题做出哲学宗教上的回应，也刚好为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及社会危机提供了一条终极出路。这种价值不再是一种针对过去的、区域性的学说，而是面向未来、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这表明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具有可资借鉴的普遍性价值。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中发掘提炼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全面承袭，而是要将其中的精华部分创造性地凝练为时代精神，使其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发展。从大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结语

归根结底，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固然有文化价值的偏重，但在实践中实则相辅相成、相互交织。民族根脉是历史文脉的内核与根基，其表现形式多集中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着力点在于文化的认同与凝聚，旨在通过强化民族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史文脉则是民族根脉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其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要义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旨在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灵感与深厚滋养。今天，强调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对中华文脉和民族根脉的传承，并非单纯为了守护，而是要将传承导向创新。这既需要警惕文化部落主义的封闭思维，以更加开放的气度与姿态在守正中创新，更需要强化文明互鉴意识，始终向着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瞩目。唯有守正，方能不迷失方向；唯有创新，才能引领时代。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作者：范玉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山东大学）基地主任，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