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文明独树一帜、亘古不绝，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生生不息的民族连续性、静水流深的文化连续性和亘古亘今的国家连续性上。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周而复始的农耕自然经济形态、守正创新的多元一体民族、连续稳定的血缘宗亲社会纽带、长期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和跨越时空的汉字符号。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坚韧的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培育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并必然走自己的路，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实证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比世界其他文明，许多原生或次生文明都已经断裂或消逝，中华文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堪称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现代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且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解码“现代化奇迹”，更好理解和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并且将“突出的连续性”排在了首位，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就提出了特别值得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即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什么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这种突出的连续性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文明的连续性对创造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意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政治价值。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体现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长期延续发展，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文明存续的关联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文明连续性可在不同的领域和维度上呈现。就中华文明而言，历史完整、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特别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静水流深的中华文化、亘古亘今的国家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之连续性的集中体现。

　　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中华文明虽呈漫天星斗、多点起源，但主要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代代传承与交流融合的成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百万年的人类史中走来，经历了完整且连贯的源起、成形和发展过程，是土生土长、自源自本的原生型文明。无论是古人类化石、新旧石器文化遗存，还是历代王朝遗址，在年代分布上没有缺环，具有完整的序列，呈现出前后相继的鲜明特征。“中华文明的历代继承者都没有脱离最初的根据地，文明的原生地从未被异质文明完全占据，因此是一个由原住民在原居地从原生文明中发展起来的连续文明。”考古研究实证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迈入文明、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等一脉相承接续演化的历史进程。纵观世界诸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等，虽都盛极一时，但或因政治动荡，或因外敌入侵，或因水旱灾疫等原因而造成文明断裂、衰落乃至灭亡，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前后相继、薪火相传，虽历经坎坷仍呈现出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生生不息的民族连续性。人是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与核心承载者，人口状况直接影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明是由人所创造和传承的，但不是单个人能够创造和传承的，而是一群人的集体创造，是民族的共同智慧和贡献。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孤立的劳动“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文化和文明是人之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与成果，但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一定民族的集体智慧及其结晶。民族及其一定规模的存续是该文明存续的重要体现。世界上有许多文明，因其所依托的人口数量、质量以及结构的急剧变迁而导致文明断裂或覆灭。在古埃及，因其识字人口极少，文明随着识字人口的锐减而覆灭。在古希腊，城邦限制人口数量，公民人口骤降以致于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成为古希腊城邦文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文明又称华夏文明，是以华夏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创制和文明传承。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等集团，也有历史学家按东西南北来划分，东为夷，南为蛮，西北为狄戎。经过分化、组合、战争和联盟，有的融合成汉族，有的分别演化为数十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东方文明古国，其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传承，正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各个文明分支，在中华悠久的文明史上不断融合互通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超大规模人口及其多点分布，不仅增加了中华文明的分支构成及其复杂性，而且因其超大规模带来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为整体文明的存续发展提供了多元、多样主体和回旋余地。从人口规模看，夏朝高峰期人口已超130万，西周高峰期人口超1300万，汉唐高峰期人口超6000万，宋金两朝高峰期人口超7600万，清乾隆年间人口由14000万增至31000万，晚清时期中国人口达到四万万。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哺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可以说，生生不息的超大规模人口及其持续性存在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民族主体体现。

　　中华文明具有静水流深的文化连续性。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集大成，文化的连续支撑文明的传承和存续。中华文化高点起步，一开始就自成其体，并且始终保持前后相继、绵延不断的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又一明证。对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华文化自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产生，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变化，再到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始终传承连续，基本脉络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早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华文明高点起步的原因。“早熟”文化意味着思想的深邃、体验的深刻，意味着很早就触摸了“绝对”和“唯一”，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基本原则、文化的核心理念、文化的基本模式和文化的一贯传统。春秋战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轴心文明”时期，《易》《诗》《书》《礼》《春秋》等诸多文化典籍涌现，诸子百家等文人学士纵横捭阖，各种思想观念交锋并趋于成熟定型。《周易》一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在总体上是对经史子集的注解，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和中国文化“静”的一面，片面认为中华文明缺乏“发展性”与“进步性”，陷入了“停滞”。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和实生物”，死水一潭不可能长久，一种文化能长时间存续必有其可贵之处。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且经久不衰恰恰证明了中华文化“静水流深”，也正是文化上的“静水流深”才让中华文明展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汉字作为文化的核心符号和稳定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和见证者，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重要标志。从殷墟甲骨文，历经金文、篆书等，到今天的通用简体字，汉字形体、轮廓万变不离其宗。总之，中华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其静水流深的文化连续性体现并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具有亘古亘今的国家连续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形成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国家政权的连续性存在是文明连续性的载体、基础和集中体现。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文明因国家政权的灭亡而终究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有些文明因国家政权的持续性强大而发展壮大、生机勃勃。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尽管一直经历改朝换代，执政主体不断更迭，但国家政权始终存续并衔接有序。一个王朝取代前朝，终究不过是“汉承秦制、唐袭隋规”，总体上承继前朝呈现出层层叠加、代代相连的政治谱系。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写道：“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希腊文明以思想形态延续，罗马文明以法律文明延续，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或是中断、或是湮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有国有史一直传承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是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感叹：“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成因

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知其然层面，还需进一步知其所以然。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连续，非唯“其国民的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而是独特环境、经济、民族、社会、政治与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理气候得天独厚。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地理气候是人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创制和传承发展永恒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日本学者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前言”中表示：“推动文明和历史前进的关键词之一即是气候的变迁。”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地理气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华文明“重瓣花朵”结构的核心区是中原地区，这里平原开阔、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且气候适宜农耕，为文明连续性发展提供了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其次，中华文明“重瓣花朵”结构的外围区被东部大海、南部山林、西北荒漠、西南高原覆盖，将其他族群隔绝在外，为中华文明连续性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天然屏障。另外，中华文明“重瓣花朵”结构的核心与外围之间，山川、平原与河湖交错，造就了“既葆有各地区自身特色，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之复杂情形”，为文明传承、交往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缓冲、迂回弹性空间。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可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自成体系并长期持续传承发展的自然前提。

　　农耕经济周而复始。地理气候条件是文明创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也特别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经济条件无疑比地理条件与文化之间关系更密切，“因为经济条件是文化的核心的部分”，“经济条件的影响可以在最广泛的形式中被感觉到”。中华文明源起于农耕文明，农耕经济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主要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基础上，中华民族创造了发达的农耕经济模式。距今9000—8000年前，中国就已形成以稻作、粟作为主的农业体系和完整的灌溉系统。在相对稳定且具极强周期性的气候条件下，中国的农耕经济历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以循环式的复苏和周而复始式的进步方式持续存在，具有极强的持续性。“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古代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根植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演变发展中，农业自然经济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赋予了重大的影响”。农耕经济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精神禀赋，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国民性格和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农耕经济内部结构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成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和丰富内涵，赋予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农耕经济奠定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农耕经济的周而复始和长期延续，以其经济的绵续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民族一体守正创新。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和民族特质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多点起源，在数千年的交流、融合中以大杂居、小聚居形式分布，形成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各民族自我发展、彼此交流交融、汇聚共筑中华民族的历史。千百年来，民族之间分分合合，但无论是谁入主中原，都以中华文明的正统自居，将自身的地域性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天下体系之中。由此可见，“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不仅没有对中华文明存续产生削弱和威胁，反而以多元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以多元民族主体承继了中华文明。从民族特质来讲，农耕经济塑造了中华民族特别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性格，具有强烈的革故鼎新、积极进取精神，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禀赋赋予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使中华文明总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血缘宗亲连续稳定。文明是集体的艺术，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体现，社会自组织是影响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类早期，血缘组织在文明创建中起重要作用。在后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其血缘组织发展受到限制并逐步为地域关系所取代。这造成许多原先以血缘组织为核心纽带的文明难以保留和存续。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血缘宗法关系构成社会生产生活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基点。在后来的国家演化中，由于地理环境复杂，生存人口众多等因素，中国社会的血缘宗亲组织以其特殊功能作用，被国家政权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予以保留。西周宗法制将国家统治血缘化，由血缘形成家庭，合家庭以成家族，再往上形成宗族，进而形成国族，以至于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唐明皇御制《孝经序》移孝于忠，以血亲伦理支撑政治统治，消弭家国冲突，将事君置于事亲之上。后世中国，尽管推行了郡县官僚制，但封国制时常并行，血亲宗族的“宗统”始终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存在。朝堂之上往往是王公贵族在统治，地方上往往是由一些家族、宗族在实际管理。血缘宗亲组织内部呈差序格局状，礼法严明、等级有序，“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凝聚性，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自组织条件。

　　国家政权长期一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其连续性并历久弥新，国家政权长期“大一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大一统”政治观念历史悠久，为文明连续提供政治思想基础。与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传统不同，中国自夏朝家天下以来，“天子”统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既是氏族“大家长”，也是掌管祭祀的“大祭”，具有绝对权威。周朝开始，“天子”已是“天下共主”，逐渐建立起“宗统”与“君统”合一的“王统”政治。《诗经》中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但都在思想理论、政策措施上追求并谋划着天下的大一统。后世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和追求，为中华文明的向内凝聚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其次，“大一统”国家政权长期存在，为文明连续提供政治组织保障。与“大一统”政治思想历史久远相应的是“大一统”政治长期存续。从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始，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统一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就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由于民族内部矛盾和斗争，“大一统”政权分分合合，也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割据政权，但是都追求统一，每一次的分裂、割据最终都走向了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纵观世界，许多幅员辽阔的文明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最后都因政权的解体而衰落，有的甚至还消亡了。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从未中断，这与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实体政治的连续性存续密切相关。

　　思想文化兼收并蓄。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化秉性反映并影响文明的发展进程与历史命运。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也叫思想文化。进一步来讲，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实际上是精神文化在物质、制度和行为体上的投射，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思想和观念。文明建立在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因此影响文明传承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思想文化的高度，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明的高度，其无疑是影响文明及其命运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守正创新”，强调尊古而不复古，富含“变易思维、革新意识、进取精神和大无畏气概等民族性元素，这些都聚焦于与时俱进”，这些元素赋予中华文明主动识变应变、积极应对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存续与传承；中华文化“多样一体”，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中国多样地域文化“满天星斗”分布，“尽管风土人情不同，但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以汉字为纽带，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多样性地域文化向中心靠拢，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重瓣花朵’向心结构”，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存续和传承；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既培育儒、道等本土主干性思想文化，也能容纳法、墨、兵、阴阳、杂等本土枝蔓性思想文化，还能容纳并吸收佛教、景教等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文化，并且能够承载和涵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善柔则长存，过刚则易折。”“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漫长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历史和经验，锻造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胸襟和雅量，“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中华文化的“多样一体”和“兼收并蓄”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和传承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中华文化理性平和、导人向善，实用理性黜玄重实、执两用中而不偏激，伦理本位忠恕之道、以德服人化人为善，王道天下不务外力、不事武力“以和邦国”，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存续和传承。对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因素不仅支撑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也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汉字符号跨越时空。文字符号作为文明创造的重要体现，既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字符号书写和记录着文明的历史，也见证着文明的历史，文字符号的生命与文明的生命如影随形。许多古老的文明随着文字符号的中断而中断，甚至灭亡，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等与其文明一起中断了。汉字既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绵延连续的重要支撑。汉字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一是，汉字作为表意符号，其本身具有特定文化和文明的义理。“汉字的字理蕴含于本身的形体结构中，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文化学、历史学角度看，每一个汉字似乎都是一个活化石，展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各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以及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文化心理。”二是，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符号，承载了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文史、文脉、文人、文章、文玩等都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字是记录、书写和承继中华文明的关键载体。正是因为有了汉字这一关键载体，中华民族得以书写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史、传承亘古不断的中华文脉、孕育灿若星河的千古文人、写下汗牛充栋的锦绣文章，汇聚起光风霁月的中华文明。三是，汉字越千年，以其贯通古今的历史横跨性维系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汉字从古至今，字义、字形、字体历经甲骨文、金文、篆文，经过隶变和楷化，但是其表意具有一贯和稳定性。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超越古代和现代的隔阂，以文字的连续性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文字的长盛不衰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四是，汉字通四方，以其地域横跨性维系中华文明的整体一致性。中国幅员辽阔且区域差异大，这就造成了地域方言“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地域习惯“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汉字跨地区的通用和共用，有效避免了方言、方音和地方性习俗的隔阂，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文化纽带，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起到了文化整合作用。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重大意义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性，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中华文明的持续绵延、历久弥新，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坚韧的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涵养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证明了中华民族坚韧的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历史是见证者，也是证明者。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成体系的主体性。中华文明亘古不绝，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识变应变、守正创新、积极进取的光辉奋斗史。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应对危局、回应挑战的历史韧性。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风雨坎坷，但“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国发生有记录的较大水灾1029次、旱灾1056次，大大小小瘟疫数百场。但是，水旱灾疫没有毁灭中华文明，反而促使中华民族积极应对灾害，谱写了“多难兴邦”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奋斗史诗。秦灭六国后的两千多年间，发生战争的年份就多达1500个，频繁的战争和动乱导致中华大地时常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景象。但是，战乱和动荡没有阻断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反而以极强的民族韧性很快就再造出新的盛世。从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近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异域思想、异质文化没有同化中华文化，也没有取代中华文化，反而都要寻求“中国化”，与中华文化实现结合。儒家学者出入佛老，开创了宋明理学，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没有削弱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反而为中华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动力。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生生不息、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不惧艰难险阻，敢于应对风险挑战，在逆境中坚守、在绝境处探寻，使中华文明渡过一次次艰难险阻，呈现出极强的连续性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塑造了中华民族坚韧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是我们在世界文明激荡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底气所在。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培育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国家文明体的连续性存在，必然塑造一个民族向心凝聚的共同心理和贯通古今的历史意识。中华文明因其突出的连续性而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深厚的家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早期氏族血缘关系在部落与部落联合而建立的国家组织中被保留和传承，在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下形成了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处世以仁”为特点的家国情怀。在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体系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不仅是士大夫阶层的追求，而且自上而下渗透到普通百姓之中，成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愫。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超越了西方“原子个人”观念，不仅将个人价值定位到家庭、家族之中，而且将家庭、家族价值扩展、升华到国家层面。家国情怀直抵人心，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应对风险挑战，对绵续中华文明起到了价值纽带、精神激励的作用。自古至今，深厚的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一条主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生命线，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因其突出的连续性而呈现出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孕育了众多史学家，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典籍、完备的修史制度，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深沉的历史意识。通常来讲，“历史意识是指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就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而言，“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与过去接续的强烈意识，并且作为一种接受现在有限的此刻的基础。”季风气候起讫规律、农耕经济周而复始、血缘宗亲代代传承，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作为文化记忆、文化基因实际上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塑造着未来。鲁迅在《华盖集》中曾讲过：“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保持历史连续性，这让在历史的长河中遍历治乱兴衰的中国人，形成了尊古重史、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培养了不骄傲的老成持重和不绝望的乐观豁达。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并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自成体系、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体现，也塑造着中华民族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一是，中华文明漫长历史的连续性，塑造了具有超强基因作用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尽管历史文化传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但传统实际上是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的“纽带”，以一种“既成的”和“先在性”因素注定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道路选择。对中国道路选择的认知必须深入到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之中，“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之魂。中华文明广土巨族、多元一体，有自己超大规模民族的特殊性，若不从自己的民族实际出发，中华文明就不可能长久存续，单靠模仿别人、拾人牙慧，中华文明更不可能辐射四方。中华文明作为超大规模民族的本源文明，其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拼搏进取的结果。中华文明独自创发、自成体系、古今相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和优良传统。三是，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坚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路的自觉与自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风雨而亘古不绝，这是一个史实，也是一个事实。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作为史实“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最好的“清醒剂”和“教科书”，增强了中华民族走自己路的历史自觉。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作为事实具有无声的说服力，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走自己路的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华文明的超长连续性与超强持续性，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稳定性、统一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应变性的民族。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预示并警示着中华民族无论发展到何种境地，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要想始终把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图景来看，现代化发展不是在沙漠之上起高楼，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背离自身文明而成功走上现代化的。不同的现代化类型建立在不同的文明基础之上，同时又以不同的文明本质、文明机理来维持其文明底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塑造了极强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道路自觉，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第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赓续。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曾固守传统，偏离了中华文明；也曾全盘移植西方现代化，背离了中华文明。无论是偏离抑或是背离中华文明，其结果都是无法解决“文明蒙尘”问题，无法解除文明失根危机，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吮吸中华文明养分并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更新逻辑，因而能够推动中华文明换羽新生，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第二，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趋同性，如何保持自身现代化的特色与自主性，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容和特征上都深受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中国式现代化五个中国特色中的“人口规模巨大”体现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契合“富润屋，德润身”的人生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含“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传承“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国际观。正是中华文明自身具备突出的连续性，才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中华文明沃土，打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具有了“中国式”。第三，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实现自主性生长和内涵式发展，就在于我们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中，从而发挥其正向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比如，在物质生产方面，把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文化传统融入经济建设中，极大释放了生产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积极性；在治理现代化方面，把“治之经，礼与刑”治理传统融入国家治理中，追求德治和法治相统一，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融入社会治理中以纾解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现代病”；在文化发展方面，挖掘“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仁者爱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等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齐心共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公约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正视并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底蕴，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之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充分发挥其文化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由此，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和持久的内生性动力。

 

原载：《学术界》2025年第9期

作者：方兰欣，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