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始，民本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几经嬗变，但“以民为本”的初心不改，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中国现代民主理论产生及发展的文化根基。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奠定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但“民”无法主动参与政治，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力量发挥权威性的作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并通过古今中西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民本是民主的价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趋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会实现真正的民本主义，只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断贯彻到民主运作的全过程之中，才能落实真正的人民民主。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需要解决传统民本理念难以落实的问题，需要将传统民本演化为现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现人民的意志和权威。
关键词：先秦 儒家 民本 民主 现代转化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有延续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参与并影响着现代化的世界体系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将继续影响现代文明的进程呢？陈来认为：“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使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民为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为今天的启示和镜鉴，以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1]朱汉民认为：“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2]从前述学者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总结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始，民本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几经嬗变，但“以民为本”的初心不改，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现代民主理论产生及发展的文化根基。
一、“民本”概念的源起
“民本”作为概念和范畴并不是自古有之的，虽然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共在的“民”“本”，比如“民为邦本”（《尚书》）、“以民为本”（《晏子春秋》），但用它来概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与“民为邦本”相关的命题，却是晚清西学东渐以来的事。近现代的许多学者通过与西方传入的民主思想进行对比，挖掘、阐释、深化、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民本”作为概念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他说：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括之曰：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3]
现代学者常用“民有”“民治”“民享”来翻译“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4]梁启超认为民本思想不具有“民治”理念，只有“民有”“民享”的内容。金耀基认同这一观点，并通过比较研究证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包含“民治”的内涵，中国古代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民本思想虽有‘of the people（民有，民享——作者按）’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如实地说，中国人是不相信政治应由人民自己来管的。”[5]
张分田认为类似观点的错误原因，一是看不到民本与民主可以有共同的本质和思路，二是简单地将“民本”与“君本”对立起来。他认为，将“of the people”译为“民有”不够确切。“of”短语兼有“人民的”和“对人民的”两种含义，既可以理解为“人民的统治”，也可以理解为“对人民的统治”。在“对人民的统治”或“为了人民而实行统治”的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民本与西方现代的民主有相通之处。民本思想或多或少包含着“统治源于人民”“统治是经人民选择的”的意蕴。而对于简单地将“民本”与“君本”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多有“民本”之论，但并没有“民本主义”，民本与君本相辅相成共处于同一思想体系中。如果非要使用“民本主义”这个概念，那么它也是与“君本主义”连为一体的。[6]
民本思想为晚清知识分子接受民主观念提供了文化连接点，但二者并非源流的关系，民本思想的源头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周易》中有“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君子以容民畜众”（《周易·师》）、“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周易·履》）、“观民设教”（《周易·观》），等等。虽然“民本”被用来概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与“民为邦本”相关的命题是近代以来的事，但考察民本思想源头之一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意义重大。
二、先秦儒家民本思想
儒家的礼制思想和伦理学说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及政治制度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孔子的“富民足君”、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等观念为儒家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调。
民本思想贯穿在孔子的仁学理论中。在讨论孔子的民本思想时，有必要先厘清“民”与“人”及“百姓”的含义。《论语》中，“人”字共出现了114次，它多指上位者、君子。上位者包括君王、贵族和士大夫，君子主要指修德取位者：“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7]《论语》中涉及“民”的内容共37章，其中，“民”字出现了47次；涉及“百姓”的有3章内容，并在其中出现了5次。“民”则与“人”相对，它指从事耕种劳作和经营经商的劳动者。与“人”相比，“民”在古代因缺乏“智”而被一些思想家认为是“愚”的。“民”从词源上看有“泯”“惽”“瞑”等同源字，意为“迷蒙和混乱”，西周文字中的“民”是指瞎了眼睛没有瞳孔的人。
“百姓”的原初语义是指一百个氏族。在氏族联合的部落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南来入侵的九黎族，战败者成为奴隶并被命名为“黎民”，一说这是“民”的最早称谓。炎黄联盟组织为与“黎民”相区别，赋予组成部落联盟的一百多个氏族以姓氏，百姓即为统治黎民的贵族。[8]国家诞生后，贵族成为可以进出朝堂的百官，百姓又称为“百官”，而“百姓”逐渐拥有与“民”相同的含义是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开始的。
孔子民本思想内容丰富，《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孔子的相关思想，比如：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只有敬民、信民、养民，才能国家安宁、天下太平。此外，孔子将“民”纳入教的范围，开启了“有教无类”的新局面，打破了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的特权局面。他还将“教民”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民本思想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石。在孟子主张的“王道”政治中，唯有施行基于民本的仁政，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孟子主张将民众置于优先地位：民众第一，国家其次，君随其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民贵君轻，政出于民，国家必须保证人民生活富足：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富国富民的主张中。他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都应该以富国富民为己任。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荀子·富国》）荀子认为使国家富强的办法是节约开支，让百姓富裕，人人都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百姓生活富足，土地肥沃，收成倍增，君主还会因为没有余粮而发愁吗？荀子已经认识到分配、消费及生产三者作为统一的经济过程互相影响的关系，只有民富才能扩大再生产，才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
总之，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敬民、信民、养民为指南，以教民、富民为实务，最终实现安民固邦的目的。
三、民本与民主的比较研究
“民主”一词的出现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尚书·多方》中就有“天惟时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等表述。这些表述中的“民主”意指民之主。
在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中，英文republic和democratic character首次被译为民主。之后，“民主”一词逐渐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学说和著作中频繁显现，[9]并在20世纪初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之一。之后，民本和民主开始了在比较审视、互相影响中共生共存的发展历程。杨立华将近代以来民本和民主关系的观点总结为四种，即“民本非民主”的否定观、“民本是民主”的肯定观、“民本优于民主”的优越观、“民本和民主可会通”的会通观四种。他认为民本和民主“二者是否具有相同/通性等问题，构成中国思想界和现代民主实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也是百余年来该领域争论的焦点”[10]。
主张“民本非民主”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民本思想实质上还是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无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比如，萧公权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11]殷海光指出：“民主的真正核心，是基本人权之肯定。凡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12]刘泽华认为，无论从思想体系或政治实践看，民本都属专制主义范畴。他说：“先秦政治家与思想家对民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轻民主张，这无疑是露骨的专制主义；二是重民思想，这是多数人的主张。……重民思想在局部问题上与专制君主虽有冲突，但从全局看，它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思想家们倡导重民不是要否定君主，而是向君主献策，把重民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手段。在我看来，重民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13]
肯定“民本就是民主”的学者，大多精研国学，希望挖掘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现代因素以弘扬传统文化，他们认为“民本非民主”的观点抹杀了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价值。比如，康有为说：“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14]“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孟子已早发明之。”[15]钱穆说：“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16]
主张“民本优于民主”的学者则高度肯定传统民本的价值，比如姚中秋指出，从理论上而言，“‘民本’可以包容‘民主’，‘民本’可以为‘民主’指引方向”[17]；从实际上而言，“民主必须合乎民本的标准”[18]。还有人从可操作性上更认同民本，比如张飞舟就认为：“‘民主’固然美好，却无法具体操作，无法真正兑现，不免流于水中月、镜中花；反之，‘民本’虽层次不高，不彻底、不完美，却有可能操作，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且也可能与时俱进。”[19]
还有一部分学者，既肯定民本思想具有民主的因素，也承认其局限性。比如，孙中山认为民本思想内涵民主因素，但中国古代“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20]。秦晖认为民主和民本虽然有差异，但二者并非鸿沟难逾，从黄宗羲到谭嗣同的思想发展体现了“与西学合流后的儒学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民本’到‘民主’的过渡”[21]。现代持民本与民主可会通的学者，基本上也承认两者的差异，但他们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挖掘民本思想的精华以实现与民主的会通。
杨立华认为，传统民本思想包含四个方面，即在论述天、神、君、臣、民等的关系时，强调以“关系论”为基础的“民本体论”；在讨论万事万物及国家、社会治理和政治运行等的基本目的时，强调以“利民为本”为核心的“民目的论”；在讨论如何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等时，强调以“民立场”或“民途径”为基础的“民认识论”[22]；在强调如何施政、治理国家和人民时，又强调“重民”“恤民”“爱民”“用民”“安民”“保民”“惠民”“裕民”以及“得民心”和“让民服”等基本方法，即强调以“仁政”和“德治”为核心的多层次“民方法论”。相对民主，其优势在更突出地强调了“民目的论”，其劣势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仍停留在君主制政体下的仁政、德治层次，既没有达到现代民主所强调的“民主制”政体的层次，也没有达到实际和彻底的“民治”的层次。与君主制下的传统民本思想不同，民主强调了民权、人民主权的重要性，并从中发展出了现代民主政体模式。但由于实现的方式和路径与最终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往往会有手段异化或目标置换等问题。[23]
可见，民本和民主的模式都有所欠缺，有互通互补的可能。二者从不同的文明中产生，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在变化发展之中。在民主的发展史上，有古希腊民主、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形式；民本在现代的发展中亦有从“三民主义”中继承创新的，也有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所继承和升华的，不尽相同。
四、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传统民本思想融合了价值论和工具论，价值论认为人民是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工具论认为人民是财税、军事的来源，是政府维持运转的基础。工具论的民本主张通过常态化、规则化和抽象化可演变为价值论的民本。比如工具论意义上的“开明专制”，是希望有德的君主能高瞻远瞩，摆脱个人欲望的支配，从而将优良的政治传统规范化、制度化。君主为了让江山永固，其克己与付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一种超越了私人意志和私人利益的工具理性的政治思路，且被观念化、理论化之后，就将无限趋近于纯粹价值论的政治思路。刘九勇认为，这样的统一性使得“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可以摆脱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之工具的嫌疑，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从君权天命的仪礼、选人用人的标准到治国施政的逻辑，传统政治的全过程无不贯穿着民本的精神”[24]。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价值论与工具论的统一，表现在群众路线中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传统民本思想奠定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但“民”无法主动参与政治，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力量，发挥权威性的作用。传统“民本”的“民”所指称的对象范围笼统混杂，内部成员之间往往有利益冲突，难以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因此民本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社会落实困难。要解决传统民本理念难以落实的问题，需要将传统民本演化为现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现人民的意志和权威。“这一追求的方向和成果就是现代中国的人民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阶级理论将‘民’的内部结构与利益矛盾揭示出来，从而把握住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认清了到底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由此建构出了‘民’的统一性和自觉性的新形态——‘人民’。‘人民’被塑造的过程，也是其发挥现实影响的过程，即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25]民本是民主的价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趋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会实现真正的民本主义，只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断贯彻到民主运作的全过程之中，才能落实真正的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各阶级中发挥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民主的组织形式和实践方式时，深刻理解了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原因，这是我们走好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步。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将民主集中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6]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民主集中制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探索出了新的实现形式，即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7]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又是党带领人民在民主道路中走出来的一条新路子。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总结，同时也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刘九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一性意味着政治民主在全部的程序之内，必然贯彻着某种根本性的价值原则，从而超越形式民主，达到实质民主。这种贯通全部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渊源就是民本思想。”[28]
综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并通过古今中西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民本是民主的价值前提，民主是民本的必然趋向。只有在人民民主之中，才会实现真正的民本主义；只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不断贯彻到民主运作的全过程之中，才能落实真正的人民民主。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需要解决传统民本理念难以落实的问题，需要将传统民本演化为现代民主，在政治生活中全面、清晰地呈现人民的意志和权威。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大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 / 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3JDTCZ02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 陈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人民政协报》2022年4月25日。
[2] 朱汉民：《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4期。
[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6页。
[4] 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5]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27页。
[6] 参见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4—75页。
[8] 参见谭文淼：《“黎民”“百姓”考》，《语文学习》1990年第5期。
[9] 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1880年）、傅兰雅的《佐治刍言》（1885年）、李提摩太的《帝王初学》（1898年）等都有类似用法。
[10] 杨立华：《民本和民主的会通及其最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97页。
[12] 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13] 刘泽华：《王权主义与思想和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14]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九，《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15]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421页。
[16]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2页。
[17] 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等：《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18] 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等：《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19] 张飞舟：《论“民本”之真与“民主”之假》，《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6期。
[20]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1页。
[21] 秦晖：《从黄宗羲到谭嗣同：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一脉相承》，《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22] 有关“民认识论”的表达诸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
[23] 参见杨立华：《民本和民主的会通及其最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24]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5]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27]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36页。
[28]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冯琳，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编审。
原载：《孔学堂》（中英文）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