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研究院 今天是
孔勇:孔尚任《大学讲义》的生成过程与思想意蕴
  •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孔勇
  • 2024年01月15日
  • 审核:
  • 浏览(263)
  • 收藏
浏览字号:

  在孔尚任相关作品之中,《大学讲义》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篇文献。究其原因,盖有两点:首先,此文仅四百余字,内嵌于作者所撰《出山异数记》,并未独立成目,研究者较少留意;其次,如周洪才所说:“尚任以文学名家,世人但知《桃花扇》、《湖海集》,殊不知其经学亦自渊源深厚,涉笔成文。”鉴于此,周先生在《孔子故里著述考》书中特为《大学讲义》正名,归入“经部·学庸类”,以此“为地方艺文存一掌故,为尚任著述增一门类”。若进一步思考,《大学讲义》本是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为阙里御前进讲所作讲稿,则其文本如何撰拟底定,文字内容与御纂经解有何呼应,其中传达出怎样的思想意蕴,无疑是值得深究的重要话题。

  首先,《大学讲义》之起草、修改和定稿,包含了康熙及大学士王熙等人的深度参与。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中旬,康熙南巡回銮,按照既定行程将赴曲阜祭孔。十六日至费县,传谕内阁等部署阙里讲学事宜,意在“穷究心传,符合大典”。内阁各部院会议:“皇上祀礼告成讲书,令讲四书、《易经》内二章,将讲书之人员交与衍圣公,于五氏内(按:孔、颜、曾、孟、仲)不论有无品级,选择学深讲书明白者二人;应讲书节,令翰林院拟定具题请旨。”同时提议,仿康熙八年临雍之例,增加讲书后宣勅环节。议上,奉旨:“勅谕着王熙宣读,应讲书节着翰林院、衍圣公会同选出讲书人员拟定具题。”(孔毓圻等《幸鲁盛典》卷四)

  接旨之后,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侍读学士朱玛泰先至曲阜,安排讲书细节。一是明确了进讲内容,分别为《大学》首节(“大学之道”至“在止于至善”)和《易经·系辞》首节(“天地尊卑”至“变化见矣”);二是会同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选定监生孔尚任撰写两节讲章。敲定这两项内容,显然经过了悉心考虑,不妨先叙第二项。

  孔尚任曾云“自少留意礼乐兵农诸学,亦稍稍见之施行矣”;(李塨:《大学辨业·题辞》)后世亦称其“博学有文名,通音律,谙祖庭典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受衍圣公孔毓圻敦请,助其治夫人张氏之丧;次年又延至祖庭,修孔氏谱,编阙里志,教授礼乐,督造祭器。二十三年秋诸事完竣,接闻康熙“有事阙里”,尚任复被留下,以襄祭典。加之尚任系六十四代圣裔、衍圣公近支,这些综合因素使其成为此次阙里讲书的合适人选。

  十六日深夜,在常书、朱玛泰两学士和山东巡抚张鹏、衍圣公孔毓圻见证下,孔尚任“不移晷而《大学讲义》成”。限于史料,我们无法一睹这份讲义的原始面貌,但它至少获得了在场诸公的首肯。随后,常书续促尚任写就《易经·系辞》首节讲义。朱玛泰读后亦感满意,赞“名下固无虚士”,便缮写封缄,与常书赶赴行宫复命。(《出山异数记》)

  不过,在未经御览之前,这两份讲义只可勉称初稿,其最终样态尚需等待康熙裁定。十七日午后康熙至阙里,首要事项便是命改讲义。据《出山异数记》,尚任于当日傍晚应诏来至行宫,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传旨云:“所撰讲义虽好,但有数字未妥,即令改易”。孙在丰逐一指示应改之处,“隐有搯痕,盖出睿鉴也,遂更拟数字,呈御览讫”。倘若孔尚任所述真切,则不难体味到康熙对其讲义褒誉有加。对照而言,起居注官记下的康熙口谕则直指讲义要害:“上览毕,顾常书等曰:‘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大典关系綦重,不可不加详酌。’”(《康熙起居注》)易言之,从内容到形式,孔尚任所撰讲义均与康熙的期许还有不小差距。

  按照康熙谕示,由大学士王熙等人修订讲义,“随呈御览,上称善”。至此,两份讲义钦定告成,并将出现在次日阙里孔庙诗礼堂的讲案上,借助孔裔之口(另命举人孔尚鉝进讲《易经》),宣示现场儒生和文武官员。

  其次,《大学讲义》之文字、格式和主旨,与经筵日讲影响下的御解《大学》高度契合。

  经筵专指仲春、仲秋两次御前讲席的开讲典礼,日讲则指经筵以外的御前进讲。康熙清除鳌拜之后,始将经筵日讲固定下来。据学者统计,康熙朝日讲坚持了15年(康熙十年至二十五年),总计约900次;经筵则持续46年(康熙十年至五十六年),共计60次。(陈东:《康熙朝经筵次数及日期考》)

  自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首举经筵,《大学》《尚书》等便成为康熙前期经筵日讲的主要内容,且严格遵循程朱等宋儒经解。经筵日讲过程中,君臣之间互有阐发,不但帮助康熙深入掌握了经典要义,也使其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讲授,悄然扭转着自身角色。十六年初,四书讲毕,喇沙里、陈廷敬奉旨编定满汉文本《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转入讲习《易经》。二十三年四月,刻成颁行《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阙里讲学向称“缩小的经筵”,在此场合选定康熙相当熟稔的《大学》和《易经》两节内容,且关乎人君立身、王朝立治,自是符合大典之需。大学士王熙身为康熙朝首批满汉16位经筵讲官之一,先后10次直讲经筵,显然深谙此旨,是以经其修改后的讲义被康熙认可称善。王熙修订参照的范本,正是两部御纂《解义》。

  我们谨将改定本《大学讲义》与《日讲四书解义》相关部分加以对照,立能发现两者主旨、行文均高度吻合。如对《大学》首章首节之定位:“此一章书,是言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要道,乃《大学》一书之纲领;此一节,又圣经一篇之纲领也。”两书文字几乎尽同。又如“在明明德”,《解义》释曰:“德者,天所赋于人心,至虚而无所累,至灵而无所蔽,能包函众理而酬应万事,故谓之明德。德本明,而气禀拘于有生之初,私欲蔽于有生之后,则明者有时而昏矣,然其本体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发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复其本然至虚至灵之全体,方为有本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明明德。”《讲义》则写道:“德者,命于天而赋于人,至虚至灵,具众理而应万事,本明者也。但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则明者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未尝或息,必因其善端之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此《大学》之所以立体也。”两者主旨一以贯之,只不过后者文字更为精练,盖因阙里讲书无法像在内廷那样从容展开。余下依次阐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书对观也并无二致。经过大学士王熙等人修改后的篇末赞颂之语,如“睿谟炳照,圣学缉熙,精一远溯唐虞,性道亲承沫泗”,类似语式措辞早已见于寻常经筵日讲之中。它们与经义阐释一道,构成了完整的御前进讲文本,足襄祀孔盛典。

  (作者:孔勇,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